也是在这个阶段，他忽然觉得，监狱题材非常有趣。
其一，最近十年都没有监狱题材的作品，这是一个极其稀有的题材。
其二，大家对监狱感兴趣——这是乔翼桥在看到TK上，川渝监狱、齐鲁监狱等等账号都有几十万的粉丝，而且互动数据也很好。
其三，监狱内确实有很多有意思的故事，以为这是最能考验人性的地方之一。
而且，不查不知道，一查才发现我国对于监狱系统一直非常重视。
在1934年的时候，监狱还叫作“感化所”，是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司法人民委员部部长梁柏台提出并负责的。
在后续动荡的岁月里，党一直对除了死刑犯以外的犯人实行感化教育，这也为后面的监狱工作奠基。
1950年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强人民司法工作的指示》，将监狱划归到公安部门旗下负责，改造了很多的霓虹战犯、国内战犯等等，甚至还有末代皇帝。当时的监狱情况可以参考溥仪所著的《我的前半生》一书。
但监狱系统也不是没有出现过问题，因为特定时期“劳动改造”的出现，让很多监狱片面追求生产效率，无情压榨犯人，直到1956年，时任□□的刘同志才提出，“劳改工作的方针是改造第一，生产第二”。
可惜这种现象直到90年左右，仍有不少。
真正对此种现象进行改变的则是司法部。
1994年，我国颁布了《华国监狱法》，在里面规定了“以改造犯人为宗旨，生产为第二”的准则。
司法的种种规定，将“以建设现代化监狱”的目标推上了正轨。
自此，改造犯人成为了“有法可依”，再加上财政的支持，监狱的设施不但有了整体的升级，狱警们的收入也不再和监狱生产的绩效挂钩，更有余力去组织各类文体活动，对罪犯进行软性改造。
虽然我国的监狱是“自由刑”，即对犯人实施剥夺自由的惩罚，但乔翼桥查过资料后才发现，其实在现代，监狱内的文体活动非常多，有的监狱里还能组建乐队、手工队等等。
乔翼桥看着，不禁陷入思索——这能改造好犯人吗？
他们公安辛辛苦苦抓到的犯人，进了监狱去让他们唱歌跳舞？
但随着资料的深入查询，乔翼桥觉得自己作为前公安人员，对于这个说法并不合适，毕竟抓捕犯人的时候，经常是一群人抓一个犯人，而对于监狱干警来说，是一个人负责30名左右的犯人。
而且，现代监狱的实施也证明了，软性改造比强势惩罚的收益更大，也更不违背人权。
有一说一，华国监狱的囚犯人权保障工作应该已经是世界前列的水平了，不仅要给犯人们配备医生、心理咨询师、管教老师等等，就连犯人们的医保也是全额报销的。
但国际上很多人都不知道。
还以为华国依然走的是那条老路，对人权不管不顾呢。
司法部也一直想把这件事宣传出去。
以上种种，都是司法部和无数基层狱警的不断努力，才能有如此成果。
实际上，我国的重犯罪率确实处于世界最低的水平。
乔翼桥越查资料，越觉得他应该把这些改革和用心都拍出来。
最主要的是，这个题材新颖，可做性非常大。
他查到的海量资料里，有非常多的关于狱警和司法部想方设法改造犯人的新闻，看着都很让人感动。
但这些都是小事。
乔翼桥认为，他目前最缺的，是一条清晰的主线。
或者说，是一个大事件。
而在茫茫多的资料中，还真让乔翼桥找到了一个足够令人震撼的大事。
2008年的5月12日。
那是一个足以让所有华国人铭记的日子，写满了伤痛与心痛的日子。
而在川渝地区的阿坝监狱，也受害非常严重。
阿坝监狱距离震中只有不到40公里，当时天地震撼，阿坝监狱围墙倒塌，监狱、房舍受损，所有关押功能都在同一时间失效。
可怕的是，阿坝监狱关押了1900余名犯人，他们大部分都是来自羌族、藏族等少数民族的犯人，所犯的罪行也比较严重，其实很难管理。
但令人震惊的是，在地震发生后，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逃跑，甚至还在积极组织自救，竟无一人重伤或者死亡（但有轻伤的情况）。
足以可见之前阿坝监狱内干警对犯人的改造工作做的有多么成功。
此后，200多名狱警只能在帐篷里和1900余名犯人同吃同住，干警离在押人员距离很近，所以不能配武器——毕竟如果被犯人抢走武器，那问题就太大了。
这就导致了在那半个多月里，所有干警的神经都十分紧绷。
而救灾只是第一步，之后的生存才是更大的问题——监狱的所有物资都已经在地震中被毁坏，干警们只能从远处城镇的批发商那里去背矿泉水和方便面回来。
在人力极度缺乏的时候，他们仍然不得不分出人手去做这样的事，生理上的挑战只是其次。更多的是心理上的挑战，可谓是困难重重。
但接踵而来的暴雨令他们应接不暇。
当时灾后的气候十分异常，平均每两天就有一场狂风暴雨，还有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接踵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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