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总是过后才知道。我说。
饭后，女侍应送来一盘幸福饼。
你要一块吧，我不敢要。良湄说。
我拿起一块幸福饼，剥成两瓣，取出签语。
写些什么？良湄问我。
签语上写的是：
离别与重逢，是人生不停上演的戏，习惯了，也就不再悲怆。
离别了，不一定会重逢。良湄说。
我要跟谁离别，又跟谁重逢？
跟良湄分手之后，我到超级市场买酒，还有二十天就是三个月了，我要买一瓶酒留待拿结婚戒指的那天跟文治一起庆祝。
在那里，我见到杨弘念，我们离别了又重逢，原来签语上说的，就是他。许多年不见了，他沧桑了很多。这几年来，他也在洛杉矶和加拿大那边发展。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首先开腔。
他手上捧着几瓶白酒，说：回来一个多月了。
哦。什么时候改变口味的？那边有天国蜜桃。
我现在什么都喜欢尝试，近来爱上这个。
是这样——
听说你要结婚。
你怎么知道？我惊讶。
有人看到你去买结婚戒指。你忘了你现在是名女人吗？年轻、漂亮，是时装界的神话，很多人认得你。
是的，我快要结婚了。
是不是嫁给那个新闻播报员？
我点头，问他：你近来好吗？
怎可能跟你比较，你是如日中天。
没有你，也没有我。我由衷地说。
只有人记得周蜻蜓，怎会有人记得她是杨弘念的徒弟？他笑得很苦涩。
你教了我很多东西。
你很幸运，我真妒忌你。
我很努力，你不是说过我会很好的吗？
我没想到你可以去到这个境界。他眼里充满了忌恨。
我从没想过他会妒忌我，妒忌得如此苦涩。他从前的高傲，彷佛一去不回。我曾经以为，他深深地爱着我，难道那一切都是假的吗？抑或，他对我的爱，从来也是出于妒意，因为想占有，因为想控制，所以自己首先失控。那个红玫瑰和夜莺的故事，不过是一个他自我催眠的故事。
再见。他说。
再见。我跟他说。
我不想再见到他。
那天晚上，我幸福地睡在文治身边，紧握着他的手，那样我觉得很安全。文治却在chuáng上辗转反侧。
有什么事吗？我问他。
没事。他说。
是不是那批推土机出了什么问题？
那批机器没问题。他说。
接着那几天，他总是愁眉深锁。
那天晚上，良湄走来找我。
文治不在吗？她问。
还没有回来，我刚好想找人陪我吃饭，你有空吗？
我有件事要告诉你——她凝重地说，关于文治的。
什么事？
外面有人说他卖一些不能用我推土机到国内，欺骗省政府的金钱。
谁说的？
是电视台新闻部的人传出来的。有记者上去采访别的新闻，公路局的gān部告诉他，文治跟他的朋友把一些只有两成功能，完全不合规格的推土机卖给他们，那个gān部认得文治是香港记者。听说他们已经扣起打算用来买推土机的钱。
到了晚上，文治回来。我问他：
推土机的生意是不是出了问题？
你听谁说的？
无论外面的人怎样说，我只会相信你。
那就不要问。
但是我关心你，外面有些传言——
是吗？你已经听到了。
我不相信你会欺骗别人。
他突然惨笑：是我被人欺骗了！怎么样？那些马来西亚的推土机根本不能用，他骗我说有原来的七成xing能。明明已经用了五年，他骗我说只用了两年。
现在怎么办？
同行都知道我卖没用的推土机欺骗同胞——他沮丧地坐在椅子上。
你应该澄清一下。
有什么她澄清的？他伤心地说，我根本就是个笨蛋，我竟然笨到相信一个十多年没见的人，什么卖推土机帮助国家，我连这种骗术都看不出来！
那是因为你太相信朋友。我安慰他。
不，那是因为我贪心！我想赚大钱。我想放手一搏，不想一辈子待在电视台里！我不想别人说我女朋友的名气比我大，赚钱比我多！我害怕失去你。我是不是很幼稚？他哽咽。
我走上前去，抱着他：你为什么会这样想？我们都快结婚了。
这是现实。他含泪说。
我替他抹去眼角的泪水：我们做的根本是两种不同的工作，我从来没有这样想。你知道我多么害怕失去你吗？
我轻轻抚摸他的脸、眼睛、鼻子和嘴唇，我喜欢这样抚摸你，永远也不会厌倦。
他紧紧地抱着我，我坐在他大腿上，轻轻用鼻子去揉他的脖子。罪魁祸首也许不是那个卖推土机的骗子，而是我。他本来是个出色而自信的人，因为爱我，却毁了自己。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滴在他的肩膊上。
对不起，我不能够跟你结婚。他说。
为什么？我愣住。
我们所走的路根本不一样——他难过地说。
不会的。我抱着他不肯放手。
你还记得幸福饼里的签语吗？是的，年少时候的梦想和憧憬，我已经忘了，我现在是个俗不可耐，充满自卑的男人。
不，你不是。
他拉开我的手，站起来说：
别这样。
我爱你。我不肯放手。
我也爱你。
那为什么要分开？我哭着问他。
因为用十分的酸来换一分的甜是不能天长地久的。
我不明白。
你明白的，只是你不肯接受。没有了我，你会更jīng采、更成功。
没有了你，成功有什么意思？我不要成功！我们可以像从前一样，我们以前不是很开心的吗？我哀哀地说。
人也许能飞向未来，却不可能回到过去。你忘记了那句签语吗？幸福饼的签语是很灵验的。他凄然说。
我们那么艰苦才能够走在一起，不可能分开的，我不甘心！
对不起。
他收拾东西离开，临行前，深深地吻了我一下，说：祝你永远不要悲伤。
他走了，真的不再回来。
那年我在伦敦买给他的花仙子银相框，依然放在案头上。上面镶着一张我的照片、一张他的照片，还有那张我们儿时在公园里偶尔相遇的照片。
叶散的时候，你明白欢聚。
花谢的时候，你明白青chūn。
九七年三月，我们分手了。
十多天后，蒂芬妮珠宝店通知我，我们要的那一对结婚戒指已经送来了，随时可以去拿。
我独个儿去领回戒指。
要刻字吗？女售货员问我。
不用了。
难道我不知道这戒指是为谁而买的吗？
我早就说过，三个月太久。
我把两枚戒指都戴在身上，我自己的那一枚，套在左手无名指上，他的那一枚，我用一条项链挂在脖子上。
我没有找他。他曾给我最好的爱，也因此，我不敢再要他为我而毁了自己。
他申请长驻北京工作，我只能偶尔在新闻里看到他。
不合理的联系汇率维持了十四年，依然没有改变，我们的爱qíng，却已经变了。
他不在，我孤身走遍世界，为了那所谓的成名奋斗。
九七年五月，暮色苍茫的夏天，我从纽约回来，跟良湄在中环那间印度餐厅吃饭。
他步上救护车的时候还在微笑，下一刻却不再醒来，他这样突然地离开，我怎可以忘记他？十年后，二十年后，也不可能。我只能忘记他所有的缺点。
我失笑。
你笑什么？她问我。
令爱永恒的，竟是别离。我说。
是的，唯一可以战胜光yīn的，就是回忆。
末了，女侍应送来一盘幸福饼。
随便拿一块，看看你的运程。侍应殷勤地说。
我不敢要，你要吧。良湄说。
我随手拿了一块幸福饼，取出里面的签语纸。纸上写着：
人生便是从分离那一刻萌生希望。
六月份在香港的个人时装展上，我用数千颗玻璃珠做了一件晚装，穿在模特儿身上，成为该天的焦点。在璀璨灯光下的玻璃珠，像一颗颗晶莹的眼泪，这是一袭离别的衣裳。
九七年六月三十日晚上，一个新的时代降临，整天下着滂沱大雨，是我们相识的那场雨，我穿著那件柠檬huáng色的雨衣，一个人走在时代广场外面。偌大的电视屏幕上，播出了离别之歌。
离别本来就是人类共通的无奈。我听到文治的声音说。
蓦然回首，他在电视屏幕上，人在北京。
他依然是那样沉实而敦厚，使人义无反顾地相信。
如果可以从头来过，我依然愿意用十分的酸来换那一分的甜。
只是，人能够飞向未来，却不能回到过去。
离别了我，他也许活得更好。我们努力活得灿烂，期望对方会知道。在未可预知的重逢里，我们为那一刻作好准备。
记者徐文治在北京的报导。他殷殷地说。
祝你永远不要悲伤。我彷佛听到他这样说。三月里的幸福饼，我们一起吃的第一块幸福饼，不是这样说的吗？
电视画面消去，我想留也留不住。
广场上，只有我，孤零零一个人，看着国旗升降，他曾送给我十二颗藏着国旗的玻璃珠，祝愿我成功。如果成功的代价是失去了他，我不愿成功。
雨愈下愈大，我不舍得跟屏幕告别，然而，爱，是美在无法拥有。
走着的时候，脖子上的结婚戒指叮叮作响。谁又可以控制明天的雨？
离开广场，我一个人，走到那家印度餐厅，等待那一盘幸福饼。
随便抽一块，占卜你的运程。女侍应微笑说。
我拿起一块幸福饼，只是，这一次，我不敢再看里面的签语。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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