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吴康一直关注风向，自然清楚：“挪用公款和贪污罪。”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罪名？理论角度上讲，他一个私营业主，挣了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别人管不了他呀。
可问题在于这位大名鼎鼎的傻子老板目前的状态是跟国有企业联合办的公司。自然也就有公款可以贪污和挪用了。
吴康变了脸色。
周秋萍点头道：“问题就出在这里。如果真戴上红帽子，那店的性质就说不清。口头约定甚至签合同都没任何意义。将来我们要是动用店里的款子做任何事，比方说开新店购买新设备还欠款，都有可能被当成挪用公款。搞不好，就要郎当入狱。”
这种事在90年代相当常见。因为产权不清晰，闹上法庭闹进大牢的，不胜枚举。
吴康为难了：“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新店还开不开？”
她在江州选了三处地方开卡拉OK房，按照计划，下一家店下个月就要开了。而目前店里的生意也足够支持新店开张。
周秋萍微微皱眉，没能拿定主意：“先不动，我再想想看。你让大家都别急，肯定会有办法的。”
吴康无奈，只能点点头：“好吧，我会跟大家说的。”
周秋萍笑了：“给大家发一个月的工资当奖金，让大家好好干。我还想多开些卡拉OK房，到时候店长就指望大家了。你这位总经理现在可得好好培养，不然以后没人用，吃亏的还是你自己。”
外面又有客人闹着要包房，吴康赶紧出去协调。
周秋萍自然也不多留，抓了个石榴，一路走一路吃。
等她上了车，苏珊才感慨：“本来我觉得大陆很好做生意，就像一片没有开发的沃土。但现在我才意识到，生意之所以好做，是因为做生意的人太少。而做生意的人之所以少，是因为风险太高。”
周秋萍笑出了声：“要不怎么说是富贵险中求呢？”
曹敏莉沉默着，半晌才冒出一句：“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合作。”
“啊？”周秋萍没反应过来，满脸茫然地看着她。
曹敏莉认真道：“就是戴洋帽子，戴上真正的洋帽子。”
周秋萍想了想，十分诚恳地摇头：“我再想想别的招，尽量还是不要吧。深圳、羊城那边，你开店，我只管投资不管事。但要是在这边，事情谁管呢？你过来不方便，我管的话跟那边的店又有理念冲突，到时候容易有矛盾。”
曹敏莉真心实意地替她担忧：“那你怎么办？店都已经装修了，总不能空在那里，白浪费钱。”
周秋萍揉太阳穴，叹了口气：“我再想想吧，实在不行，咱们丑话讲在前面，到时候你就管分红，不许插手管理。”
曹敏莉扑哧笑出了声，白了她一眼：“你当我乐意管呢，我都已经快忙死了。”
她没让苏珊直接把车开去江州饭店，而是先送周秋萍回家。
搞得周秋萍挺不好意思的：“哎呀，你看这个这个，我应该告诉你们的。”
“行了吧。”曹敏莉老实不客气，“早点回家睡你的觉去吧，明天不是要录节目吗？”
周秋萍也想起来正经事，叮嘱她们：“对了，你俩今晚早点睡，留给你们的时间不多。我估计节目一播出，展销就会爆。你们白天必须得把展厅准备好，明天傍晚下班的时候应该会迎来第一波客人的高.潮。”
曹敏莉和苏珊都将信将疑，但还是很给她面子的没说啥。
周秋萍也不给自己背书，下了车挥挥手，直接往院子里去。
她一推开门，就吓了一跳，因为门后站着余成。
这家伙，怎么又跑过来了？
周秋萍耽误了好几天的工作，挣钱当先，没心思风花雪月，看到人就直接开口问：“李东方怎么样了？你今天见过他吗？”
余成还没开口，他的身后突然间响起一声暴喝：“走，赶紧走，我爱咱们的大清国，我怕他完了。我爱他，可谁爱我呀!这，已经不是我的国。”
周秋萍差点没被熏死。李东方这小子到底喝了多少酒？
还大清国呢，大清国都不知道亡了多少年了。
她皱眉毛，赶紧往旁边躲，生怕被吐一身。
“他怎么回事儿？”
余成表情微妙：“学校不让他呆着了。”
周秋萍脱口而出：“他毕业了呀。”
余成清了清嗓子：“就是，他现在不还在学校的电脑房干活吗。校方有人说他情况复杂，不适合继续在学校呆着，让他走人。”
作者有话说：
解释下文中提到的背景，关于帽子。文章来源于：
中国私营经济24年 2002年12月8日14:19 新民周刊
特约撰稿／马立诚
从1989年下半年到1991年，媒体上铺天盖地发表“问一问姓社姓资”的文章，来势汹汹。
虽然法律没有改变，但在舆论中，私营经济成了阶级.斗争的假想敌。
一些私营企业家们想起了共和国历史上那些令人心悸的日子。
本来私营企业就战战兢兢。那时候流行一句民谣：“党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现在一看报纸，不得了，于是一些人转向国外办起了企业并设法弄到绿卡，回国来揣着绿卡一边经营一边观望；另一些人不得不“挂靠”在集体企业名下，戴上“红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