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是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由组合、自负盈亏的私营企业，偏偏要顶着个集体企业的帽子集体没投一分钱 ，这就造成了产权关系和司法解释的混乱，导致无数纷争和悲剧。
人们的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据统计，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在“左”思潮影响下，有名的私营企业家就逮捕并判决了200多个。罪名是“贪污”、“挪用公款”等等。
自已分掉自己赚来的利润，是“贪污”；自己调拨自己的资金，是“挪用公款”……因为你戴着“集体”的红帽子。
河北一位私营企业家，因为“贪污”等罪，被判18年徒刑。热心的律师和记者为他鸣不平，说“贪污”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和国企人员私拿公款，而这位企业家是无业人员，犯罪主体资格不符。又说他是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由组合、自负盈亏的“四自”，国家和集体没投一分钱，实质上是私营企业。他的钱是自己经营所得，不能定为贪污等等，但是没有用，还得在狱中服刑。
《中华工商时报》1989年11月10日发表文章说：“近几个月来全国个体户锐减了近四百万。”
新华社办的《中国记者》月刊1990年5月号发表文章说：“近来在报纸和刊物上，有关个体户的报道少了。原因呢？不少编辑部感到有点拿不准。至于社会上，则更有甚者。在有的人眼中，个体经济已成了背时之物，最好是从重从快惩罚打击。有的人误以为中央已经收了，取缔是早晚的事。新闻界在一段时间内的沉默，增加了这种不安情绪。前几个月全国个体户锐减360万人，不能说和这种氛围没有关系。”
这就是当时的舆论环境。
第266章 那就先做下来（捉虫）
舆论压力已经转移到校园。
作为当初的风暴中心, 这一年新入学的大学生们都被集体拉去军训一年。而学校新的领导班子也相当紧张，生怕再出事儿。
李东方当初风头太劲，算是校园领袖之一, 不然也不至于被抓进看守所。毕竟看守所空间有限, 不可能关那么多人。
现在，这个家伙明明已经研究生毕业, 不老老实实回乡报到不说, 还在学校里游来晃去，纠结一帮学生凑在一起，想干啥？
尽管李东方解释了他就是单纯地在做程序，但校方已经变成了惊弓之鸟，坚持让他赶紧走人。
争执之下，双方大吵一架, 连李东方的导师都被牵连到了。
余成过去找他的时候, 他已经喝得一塌糊涂, 因为是从前晚开始喝的。
至于徐文文，这个姑娘带着队伍去外地跑业务了, 根本顾不上管这茬。
周秋萍看着李东方醉醺醺的模样, 十分无语地看着余成：“你把他捞过来怎么办？晚上睡哪儿？”
余成也头疼：“学校不让他呆着, 我也不好把他丢在那里。现在晚上气温低了，万一冻出个好歹来怎么办？”
他本来想的挺简单的，他估计曹总不会在周家一直待下去, 那就有一间空屋子可以暂且收留李东方。
但他没想到，就一天的功夫, 家里又多了两个小伙子, 所以才这么尴尬。
周秋萍捏着鼻子让余成把李东方先挪到前面的小楼房里, 抱怨道：“你把他拉去何谓那里也好啊。”
反正何谓的四合院大, 他本来也把房子当成招待朋友的地方。每间屋都有床榻，不管哪个朋友过去，都不至于让人睡地面。
余成看了她一眼，咽下了到嘴边的话。
他把人拎过来，一方面是担心周秋萍有要紧的话和李东方说，另一方面则是他已经一天没见到她人了，他很想看看她。
即便什么事都不能做，光是看看，他也能够生出种满足。
有的时候，人饿久了是不能吃到甜的，否则，食欲一涌上来，就再也压抑不住。
楼房以前是茶楼，屋子里留下了不少大桌子。周秋萍把桌子拼到一块，招呼余成把人放上去：“就这么凑合躺着吧。你等等，我去弄点被子过来。”
阿妈搬过来时，秉着赌气的心思，啥东西都没留下，就连旧被褥也一并搬了过来。这会儿刚好派上用场。
周高氏在房里陪着两个孙女儿呢，看女儿来来回回，忍不住叹气：“这个小李也真是的，咋喝成这样了？”
得亏小家伙们的睡眠好，不然早就被他那一嗓子给吵醒了。
周秋萍看看没什么东西落了，便关上橱柜门，转过头来叹息：“他心里憋屈的慌，也难怪。”
周高氏开始抱怨：“这学校也真是的，当老师的人怎么这么小鸡肚肠？自己的学生，就算有错，人家认错了，也没在搞事情，咋就容不下人呢？哦，非要把人一个个都逼走了才高兴。我看啊，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他还真不如出去算了。”
周秋萍打水洗脸，闻声就笑了：“你别说，这种事还真说不来。”
上辈子她听说过件事。
大概是90年代初，美国有一次放开绿卡，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当时很多呆在美国的中国人拿到了绿卡。后来他们想回国时，好像要去大使馆写一封悔过书。写完了，就能正常回国当学者做教授。有些知名学者，当时就是这么回国的，丝毫没有影响他们在国内顺利升职称。
但当时和他们差不多情况，没有出国留在国内的人，却因为档案里的一页纸，彻底断了在学术和科研界发展的可能。除了跳出来的人，留在体制内的，几乎都郁郁寡欢，再无施展才华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