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秋萍哭笑不得：“你们怎么突然间想起这个了？是想要退税吗？”
“啊呀，退什么税呀？”乡镇企业的厂长满头雾水。他压根就搞不清楚现在国家对合资企业的优惠政策。
主要是作为食物链的最底层，他们羡慕国营单位已经羡慕不过来了，哪里还顾得上肖想更高层别。
“我就是想要个洋帽子，省得我们厂被没收了。你们能耐大，已经是香港企业了，当然不晓得我们这些人的苦。”
虽然他也没搞明白为什么这位大名鼎鼎的周经理一下子就摇身变成了香港老板，但这时代的人一心想着是挣钱，加上法制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大家的法制观念都非常淡薄。谁有能耐谁能挣到更多钱，那就叫本事。至于对方采取的是什么手段，根本没人在意。
“你没听说过吧？亚运会一结束，我们这些厂都要被没收。国家欠了一屁股债，国营单位只会要钱，不会掏钱，不把我们的家产给收了，怎么还钱？”
周秋萍听得目瞪口呆。所谓亚运会结束就要对私营经济动手的传言她已经听好几个人提起过，搞得她现在都怀疑历史上是不是真的发生过这种事。
那边乡镇厂的厂长还在诉苦：“但凡是个人，但凡披着身皮，就能天天到我们这儿吃拿卡要的，一个个吃的满嘴流油。我们厂的食堂不干别的，就光伺候这帮祖宗了。这也就算了，零敲碎打他们还不知足，干脆一锅端。”
周秋萍安慰他：“你别想太多，谣言而已，政府也没说过这话。再说了，你现在不是私营企业，你们都是集体合作制企业，挂着集体的牌子呢。动手也不可能动到你们头上。”
“哎哟，我的周经理啊，我说个托大的话，你还是年轻哎。”
这位厂长算商场老人了，从70年代就开始搞手工作坊，东躲西藏，一路走到现在，虽然没有做的多大，但能生存下来就是能耐。
他跟高女士是一辈人，故而有底气跟周秋萍讲讲古：“这个集体合作制，你当政府为什么这么大方就给我们批发出来了？是因为政府有眼光，要保护我们私营经济发展吗？嘿哟，想的美哦，这种好事怎么可能轮到我们？我们在他们眼中怎么可能算个人。是他们下手这么狠，个体户私营老板都吓得躲起来了，不敢冒头，这样他们上哪儿抄家去？当年抓老右知道吧，人都被抓光了，名额凑不上了，怎么办？引蛇出洞，大鸣大放，鼓励你引诱你说。你没意见也不行，必须得批评，你批评了那就是罪证，就是你在反动，你在攻击党。话是你说的，帽子肯定得你带上。这么一来，人不就凑齐了吗？”
周秋萍一时间竟不知道该从何反驳起，只能听对方滔滔不绝下去。
而在厂长的目的不是抱怨，而是解决他们厂目前的困境：“小娘养的就是小娘养的，我们这个集体合作是不能跟人家根正苗红的比。个体户都被收拾干净了，剩下的不就是我们了吗？要敲骨吸髓一口吞干净，除了我们还是我们。你看现在就7月份了，10月份办完亚运会他们肯定就要下手。我们这没见识的人也不像人家能耐，能出国搞个移民什么的。我们也只能求到周经理你头上来了。麻烦你借个名字，跟我们合资吧。我保证一分钱不要你们出，我们就想花钱买平安，他们要面子不敢打国际官司，不敢朝你们下手的。”
周秋萍沉默了半晌，没有直接答应对方，而是表态：“这事儿太大了，我得想想。”
厂长焦急不已：“那你快点想啊，我们就指望你们公司救命了。”
周秋萍大概能猜测到他们承受的压力究竟有多大。自古如此，从上到下层层摊派。上面说收100下面能收1000，中间差价900，是要被一层层盘剥掉的。
她安慰对方：“事情没你们想的那么糟糕，不要自己吓自己。你们先赶紧接订单干活吧。”
厂长又强调：“你看你跟我们合作的话，以后我们一定听从你们的安排，你们说让我们生产什么我们就生产什么，保准一点都不耽误事。”
但周秋萍还是没给出令他满意的答案，只说自己要想想。
待挂了电话，她陷入了沉思。
她想到了自己上辈子在报纸上看到过的一段对经济学家的采访，大概意思是说80年代的腐败促进了经济发展。因为这个时期政府攫取了本该属于人民的权利，比方说办企业和做生意，这本是人民的权利，结果被政府垄断掉了。想做这件事的人，必须得付出额外的经济代价。这种腐败，发生的原因不是商人道德败坏，而是权力错位。
上辈子这个时代自己还没开始做生意，所以并不了解整个商业环境。到90年代中期做买卖的时候，她还跟同行一道抱怨过环境不好了，没有80年代能挣钱。
现在想想看，人真是免不了天真。要真有这种好事，那这时代就没穷人了。
她摇摇头，眯着眼睛靠在沙发上分析。
注资工厂，像肯德基和京城畜牧局之类的单位那种合作，好处在于她相当拥有自己的车间了，以后可以指哪打哪，更加灵活机动地满足外贸订单的需求。
她为什么在发现这笔单子里面需要开工组织生产时开工时，第一回 合考虑的就是乡镇企业？还真不是她歧视国营厂，对对方有偏见。而是现在的国营单位实在是反应迟缓，一点小事都要请示七八个流程找领导签十七八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