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上领导刚好出差的情况，那你就等着吧，等到猴年马月也得把人等回来签了字程序才能往下走。
有这耽误的时间，乡镇企业早就开工生产，甚至已经能交第一批货了。
做贸易，尤其是外贸，本身就强调要反应迅速。她哪有功夫等国营厂慢吞吞地墨迹。
但不管是什么性质的工厂，最方便的肯定是有自己的生产单位。这样就能最大限度地按照自己的要求，生产出符合心意的产品。
可这么做也不是没风险，最大的风险在于管理工厂。她不可能只挂名字的，她这边又不是没家没业，出了事拍拍屁股走人就行。她想做大做强，那么就必须得介入工厂的管理。
不是她狗眼看人低，而是这时代的乡镇企业管理，完全谈不上规范两个字。甚至连历史悠久的国营大厂，企业管理也是一言难尽。否则也不会一天到晚强调国企要改革了。
乡镇企业最大的毛病在于短视，或者说整个大环境逼迫他们短视。因为不晓得什么时候就要关门大吉，所以他们时刻处于能赚一笔是一笔的状态中，不会思考企业今后如何发展的问题，只求还能干的时候多挣点钱。
周秋萍在纸上写下：长远发展。
高女士用高压锅炖上了鸡，大夏天的人人都出汗多，要喝点鸡汤补补元气。
她在厨房里忙完了出来，看女儿若有所思的样子，不由得奇怪：“怎么了？”
“阿妈，有人要送厂给我们呢。”
高兴同志吓了一跳：“你又没当官，谁要送这个给你。”
听女儿说完事情经过，老太太砸了砸嘴，感觉世界真奇妙：“咋就跟《范进中举》了一样呢。”
作为一个只会写自己名字的纯文盲，老太太当然不可能看过《儒林外史》这本小说。但是这时代有电视剧呀，江州台就播放过《范进中举》。
她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中举之后，好多人什么财主地主之类的，就带着家产过来投靠，挂在举人名下，因为这样可以少交好多税还不容易被小官小吏吃掉，很划算。
现在，她们倒成了范进了，想想真跟他中举时的鸡飞狗跳不分上下地荒唐可笑。
周秋萍不想这些，她现在关注的点在于厂子她很想要，合资她也愿意干，但她没管理工厂的经验，而且她的精力也跟不上，她需要人帮忙。
她在脑海中搜寻了一圈，发现还真没人能够拎出来用。
她熟悉的工厂管理者只有两位，一个是程厂长，一个是李工。
前者疯了，放着国营大厂的领导不做，跑去搞乡镇企业？后者毛病，有生产成熟的车间不管，跑到乡下去小打小闹？
他们图个啥呀？
不行，都不现实，必须得pass掉。
听到外面的脚步声，周秋萍赶紧站起来，立刻冲出去，满怀欣喜地看着曹敏莉：“你回来了。”
吓得后者莫名其妙：“你干什么呀，你到底做了什么坏事？”
看看她这姿态，如果有尾巴都要摇起来了。
周秋萍嘿嘿笑：“你手下有没有人能用啊？帮我管理工厂。”
曹敏莉奇怪：“你开工厂了吗？什么厂啊？”
“唉，不是我开，是送上门来的厂。”
说着她解释了一遍事情经过，又不住地感慨，“没办法，我怎么跟他们解释，他们都不敢相信。非得把厂子跟我扣在一起。我这边吧，又需要厂子帮忙生产外贸订单，所以也舍不得推出去。”
曹敏莉表示理解，然后直接否定了她要寻找一位管理者入场的想法：“他们需要的是帽子，而不是真正的老板。你空降领导过去，只会引起他们的反感。再说每家企业都有自己的企业文化，强行扣入，很可能会适得其反。”
周秋萍头痛：“可我怕他们搞事啊，必须得有人盯着。”
曹敏莉笑出了声：“那你也不用这么麻烦，你看我是怎么跟代工厂合作的？只要引入品控专家就行，按照你的品质要求进行生产，其他的事情不用管。你还需要专业的财会人员，既然是合作，你必须得了解对方的财务状况，省得被连累。”
管理者不好找，专业技术人员她倒是能够帮忙引荐。
周秋萍双掌合十，眉飞色舞：“那就等你的消息了。”
作者有话说：
文中所提到的经济学家，是张维迎。访谈如下：
记者：你说腐败是一个完全的负面现象，但我记得你也曾讲过，在上世纪八十九十年代，商人的贿赂行为反而能够提升社会福利的效果，甚至推进改革。这也是最容易被人误解的一个观点。那你怎么评价商人的行贿行为？
张维迎：这是正话反说。政府权力太大，腐败就一定会很多，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一个基本的道理。但我们要区分两种不同的权力导致的腐败。一种权力是本该属于个人的权利（如办企业的权利）被政府攫取变成政府的权力，另一种是本来就是政府的权力（如司法权），也就是公权力。第一种权力导致的腐败可能是生产性的，但第二种权力导致的腐败肯定是反生产性的。
中国的情况是，本来好多属于个人的权利，都变成了政府的权力，比如融资，本应该是个人权利。但我们不尊重每个人基本的、自然的权利，不给他做生意的自由，追求幸福的自由。政府的好多管制、好多政策，把人们追求幸福的基本权利剥夺了，把基本的人权变成少数人的特权，你要获得这种权利就要花钱把它买回来，这就带来好多的腐败。这种情况下，腐败其实就是赎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