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说我要做生意，我本来可以给消费者带来好处，给我自己也带来收入，但你不让我做，那只好我给你点钱，换回这个权利。这里，问题的关键不是腐败本身，而是权力的错位。就此而言，腐败的责任主要不在商人。
当然政府肯定会有一些本该属于政府的权力，我们总是需要政府的，因为我们要政府维护产权，维护秩序，维护和平，还要防止外国人欺负我们。这种公权力导致的腐败跟前一种不同，它一定是反生产力的，更是反道德的，因为伴随腐败的一定是对个人权利的侵害。
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与现在有很大不一样，80年代的好多腐败是什么？是个人赎买本该属于自己的权利，所以同时创造价值，带来了经济增长。腐败本身是一件坏事，但这种腐败是变革过程中难以避免的一个过程。现在呢，腐败很大程度上是公权力的滥用，如土地交易中的权力寻租、公共工程中的腐败、司法不公、买官卖官等等。
第360章 合资办工厂
曹敏莉的人才援助如及时雨, 可谓解了周秋萍的燃眉之急，甚至夸张点儿讲，可以说让她如虎添翼。
因为一件事开了头, 其他类似的事就接二连三地冒出来。跟东方贸易公司有业务往来的乡镇企业争先恐后地找上门, 纷纷要求搞合资。
他们开的条件都差不多，不仅不需要贸易公司注资, 他们还可以另外贴钱。当然不是10万美金, 小小的乡镇企业哪能掏得出这么多钱？但是三五万甚至七八万人民币，他们都能想办法凑。
或者如果她不满意的话，他们可以拿货赊账，不要货款，直接拖走。
所以说为了生存下去，这些以狡暇而著称, 经常被主流媒体踩到泥里的农民企业家可谓是绞尽脑汁, 不惜血本了。
但周秋萍不愿意。
既然要搞合资, 那就是正儿八经地外资进来，大家把家底子盘盘清楚, 该多少是多少, 谁也别占谁便宜。
她唯一的要求是一个要管生产流程的质量, 另一个就是财务账必须给她交代清楚。
对方嘀嘀咕咕了半天，想要推诿：“我们没啥账本，账就在我们心里。”
结果周秋萍打蛇随棍上：“那正好, 我派专业会计过去把账理清楚了，不然这合资是办不起来的。你当国家傻？国家比谁都精, 你想占它便宜难着呢。”
“谁要占它便宜呀, 它占我们便宜才是真的呢。”
双方拉锯战了半天, 最后自觉处于生死存亡边缘的乡镇企业还是别别扭扭地答应了。不管三七二十一, 先躲过秋后问帐再说。
这大时代背景下的拉郎配婚姻刚开始搭伙就磕磕碰碰。头一桩跳出来的矛盾，居然是工人的工资问题。
按照我国对于合资企业的相关规定，企业职工收入要高于国企水平。
比方说京城的肯德基，人家一个月的工资好几百，抵得上一般单位职工两三个月的收入了。
但乡镇企业不同，他们的工资水平普遍大大低于国营厂。虽然挂历换了几茬，但他们的收入还停留在七八年前的每月三四十块的标准。
既然现在搞合资了，作为新老板，周秋萍给大家的见面礼就是给职工涨工资。
这种事工人当然欢迎啊，可企业主们崩溃了，头一个跳出来反对。
不行，搞什么呀，坚决不可以。
大家都是拿这么多钱，没必要搞特殊。
你觉得三四十块少，工人觉得够花了呀。现在农村也实行计划生育，一家最多一两个孩子。有乡镇企业的地方，两口子基本是双职工。一年下来也有七八百块的收入。
加上他们自家有田有地，吃的方面自己自足不说，还有一部分余钱。全部加在一起，一年也能到手1000块，又没什么开支，日子很好过了。
完全没必要加工资。
周秋萍试图跟他们讲道理，人家合资企业都是这么高的工资，我们这儿不搞的话，工人肯定有意见。
结果厂长十分肯定：“不会有的，不可能有，这好歹还有班上有工资拿呢，有什么好不知足的？你当我们乡镇企业是公家的大爷们啊，天天闹腾，我们才没那个闲工夫呢。放心，绝对不会有事。”
周秋萍无语，可她又不能说对方讲的完全没道理。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农民是最温顺的一群人。在这个时代，他们甚至把能进厂上班拿工资视为一种恩赐，而不是自己本该有的权利。
关于这点最具体的表现就在于，同样是企业倒闭，乡镇企业关停，大批工人一句说法都得不到也只能调头默默回家，也不见谁吵闹。而国企下岗潮的时候，工人少不了要跟厂里跟政府大战300回合。
是因为前者好歹家里还有两亩地，够一家人生活吗？当然不是。
这些田地的产出远远达不到下岗工人拿到的补贴标准，又怎么可能养活一家人？在家乡挣不到钱的农民最普遍的选择就是默默地背上行囊，夫妻结伴出门打工，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
他们从头到尾都没抗议过为什么要关停乡镇企业？为什么要剥夺他们在家乡就业的机会？为什么要逼迫他们背井离乡，备受屈辱嘲弄驱逐去陌生的地方艰难求生。明明是建设者，却被当成乞丐、寄生虫、吸血鬼，好像他们占了谁的大便宜。
这样的农民，继续让他们维持不到城市职工一半的收入水平，他们的确不会有大意见，反而觉得理所当然，甚至为了还能继续上班而庆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