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剧中饰演的是男猪脚的妹妹，十分势利眼，嫌弃女猪脚穷酸，配不上自己的富二代哥哥，因而处处刁难，最终被家人嫌弃了，得到女猪脚大度的原谅以后，才算痛哭流涕，痛改前非。
看得我直抽抽，要吐血了。
米易安慰我说：“芳芳，反派角色演好了也是好演员，星河的当家花旦穆娟从前就是靠演反派出道的，现在不也是大红大紫。”
那也得是像“东方不败”那种让人又爱又恨的反派角色啊，不然就是拉仇恨啊，你看，容嬷嬷一演，李明启老师家那段时间天天玻璃窗被砸啊。
我要演的这个女配就是一个纯粹恶毒啊，人物塑造什么的一点儿也不立体多面。
我默然再默然，米易又说：“电视剧往后如果卖给了黄金档，你的曝光量就上去了，演得好不好是其次，观众记住了你的脸，知道有你这么个人，才是最重要的。以后再演别的也不难，比起唱歌，演戏更适合你。”
这一句深得我心，唱歌什么的，实在是太刁难人，太伤自尊了。
我虽然没有演过戏，可是理论知识丰富啊，念书那会儿，戏剧课老头成天叨叨，前苏联的斯坦拉夫斯基体系，后来又被美国人拿去依照国情改了改，讲求的就是演义而出的“移情”和“代入”作用，举个最浅显的例子，比如你扮演的剧中人失恋了，为了唤起你的情绪，你脑中代入的就是曾经相似的失恋体验，命令你的大脑做出相似反映，再进行演绎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我那会儿上课记笔记可劲儿的认真啊。
然而，我却堪堪失算了。
我忘记了一个不容忽视的真相，那就是我的记性不好。
这也是我交规考试挂了两次的根本原因。
我饰演的女配虽然台词不多，但是几乎一半的集数都是要出场晃个一两回的。
台词加起来零零总总也有整整十六页a4纸。
特么还是正反面啊。
还没正式开始拍摄，我光是记台词就已然陷入了绝望。
米易每天抽空跟我对台词，也陷入了绝望。
我日也愁，夜也愁，为了攻克记台词的难关，无所不用其极，买了很多彩色小贴纸，随手抄录，上厕所都带着，一本剧本画的五颜六色，惨不忍睹，还兼有我手画的不容直视的配图。
“芳芳，你画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人家词儿都看不见了，怎么对词儿啊。”
“芳芳，你是不是故意的，是适可而止，你为什么总说适而可止。”
“这一段都第八遍了，第八遍了，芳芳！”
在米易的抱怨声持续了一个星期以后，我终于进剧组了。
因为是现代剧，于晴饰演的女猪脚是个性格略作的年轻医生，主体拍摄地点借了近郊医学院的一栋大楼。
我第一天进剧组，自然要夹着尾巴做人。
导演的助手，剧组里的人都叫她李姐，带我四处逛了逛，我安分守己地跟在她身后，和主要对戏的演员都打了一圈招呼。
于晴本人比照片漂亮，一张脸只有巴掌大，典型的鹅蛋脸，五官单个拆开看不算特别，可是凑在一起显得匀净，关键是气质好，一举手一投足都美。
米易趴在我肩上悄悄地说：“于晴跳舞出身的，身段没得说，不像你练个瑜伽都是三天打渔，两天晒网，你自己好好反省一下。”
我于是反省了约莫二秒左右。
拍的第一场戏，就是我饰演的妹妹跑去医院大骂于晴。
人都不熟，就要骂人，何况人还是个腕儿。
这种事情做起来实在是太闹心了。
我第一遍骂她自然骂得磕磕巴巴，导演喊卡。
我第二遍骂她，台词是说顺了，可是导演说没有尖酸的气儿，再卡。
我第三遍骂她，尖酸气儿是有了，可是气势不足，又卡。
直到我骂了她第五遍，导演才勉强给过了。
我骂得都心生愧疚，可被骂的于晴表情甚为平静，过了这条的时候，还冲我微点了个头。
于是我对她顿生好感。
看了她一天的戏。
于晴的演技到位却懂得适可而止，收放自如，演的女医生作起来的时候真心作，可做回救人治病的医生的时候，又极为理智周到。
繁复的医学名词从她嘴里说出来一点儿也不像演的，仿佛她就是一个医生，说这些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是个好演员。
不拍的时候，我看她手里捧了一本医书在看。
当家花旦果然也有当家花旦的道理。
我几乎每天都要跟她对戏，在剧中，我作为恶毒女配与女猪脚有尖锐的矛盾对立，摔东西的时候颇多，暗中挤兑也不可少。
这一天，女配与女猪脚在闹市，狭路相逢，场景挪到了市内一间人来人往的商店。
剧组虽然选了较高的楼层，又提前清了场，围观的不明真相的群众还是很多，里三层外三层挤得水泄不通。
其中尤以于晴的真爱粉居多，七八个人齐齐举着一个硕大的“晴”字牌站在最前面，后面乌泱泱地跟着一群人都穿着印有于晴头像的t恤。
个个看到于晴都激动到飙泪啊。
做演员做到她这个地步，确实也值了。
不过对我来说，今天这种情况就不大好了。
因为这场戏恶毒女配恼羞成怒扇了女猪脚一巴掌，也就是说，我要当着于晴浩浩荡荡的真爱粉队伍，给她一巴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