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劭本人并非寒门，他出身会稽士族贺氏，父贺齐官至孙吴后将军，受封山阴侯。即便如此，吴郡顾、陆强族也不将他放在眼里，终孙吴之世，豪族恣肆专权，与诸葛亮治下的益州不可同日而语。”
“北人南渡，无兵无权，寄人国土，若想在三吴之地任官，个中分寸之微妙为难，山山不妨自己想象一番。”
寄人国土是晋元帝司马睿的原话。
二十年前，他在司马氏诸王中没有任何名声，与他密切结交的只有王导。在王导与东海王妃裴氏的策划下，他谋求到了安东将军一职，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并将驻地迁至当时还被称为建邺的建康城。
一个多月过去，江东的世家豪族没有一个人来拜访他，对他采取冷眼旁观的态度。辅佐他的王导心中忧虑，找到当时已经天下知名，掌控长江中下游兵权的从兄王敦，两人联合一些北方名士共同策划了一起政治作秀，在三月上巳节观禊时骑马拱卫于司马睿之后，显示北方士族对司马睿的拥戴，这才让江东的望族大姓改变看法，纪瞻、顾荣、贺循等吴人名士纷纷受命。
在这样的背景下，晋元帝司马睿向接受征召的顾荣说出了“寄人国土，心常怀惭（寄居在他人国土上，心里常常感到惭愧）”的话语，姿态非常谦卑低下，换做东汉末年，哪怕是被曹操架空的汉献帝也不至于此。
王琅到东晋以后专门花时间搜集过永嘉年间的记录，对这个问题有一定看法，但她一个人闭门造车，还没有拿实际情况印证过自己的观点，不愿意轻易将观点抛出，因此就事论事道：“控制地方有许多方法，近世经常使用的无非三种。”
“用强权和武力掳掠、榨取、压迫、分化是一种，外族入寇中原或中原压迫蛮羌都常用。便如蜀汉号称西和诸戎，南抚彝越，归纳起来不过是剿灭屠杀当地带头反抗的豪族，将强悍善战的蛮羌之民都强制迁入蜀中重新整编，留下羸弱无力的族人服行劳役；搜刮剥夺反抗者的金银丹漆盐铁耕牛战马，用来招徕另一部分低头顺从的部族效力。昔年始皇削弱六国也用过类似手段，天下皆以为残酷暴虐，因此这套手段主要用来压制边境外族，中原地带少用。”
“申韩法家之术是另一种，其核心在于威之以法，限之以爵，荣恩并济，上下有节。诸葛亮治理益州，对待益州大姓用的便是这一种。刘备临死前写给刘禅的遗诏也特意提及了《商君书》，让他好好阅读，还说诸葛亮专门为他抄写了申、韩之书。曹操初定中原，治下州郡尚未完全压服时用的同样行申、韩之术。法令由中枢统一制定，地方长官针对当地实际情况加以执行，治理成绩好坏根据中枢制定的标准统一评定。”
王琅一方面出于兴趣，一方面出于实际需要，在东晋陆陆续续收集了很多魏晋人记录的三国史料，对刘备给刘禅写的遗诏印象深刻，记得原话是“可读《汉书》、《礼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足可见三国人对法家的重视。
“最后是道家黄老之术的绥靖策略，与民清静，休养生息，孙吴治理江东膏腴州郡大多采用此策。”
“乱世里征伐混战在所难免，但除了无法避免的战争之外，尽可能协调和当地大族的关系，大力发展民生经济，让民众愿意依附，贤能为己所用，这是江东近百年来的国策。”
“我查过魏人修的私史，从中估算了大概的户数。到三国末年，中原在籍户数衰减到汉末的十分之一，倘若不算北边收编的鲜卑、乌桓等外族，江东以一隅之地而户口占天下近半。益州的记录我见得太少，户数无法估算，但看荆州士人的记录，刘备入益州前，「益州国富民强，户口百万」，至诸葛亮写《出师表》，已经是「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民贫而国虚」。”
王允之对政事关心有限，更多的是天性上的聪明以及帮助䧇璍父亲处理庶务积累下来的经验，这一点和只能依靠文字记录分析，无法一一到郡上走访的王琅正好互补。
他回忆自己平时听说到、感受到的情况，与王琅叙述的情况大体能够吻合，因此暗暗有些吃惊。但他表面上仍旧维持着不动声色，饶有兴趣地问：“听起来山山最赞同孙家治理三吴的方法？”
王琅当即摇头：“倘若只能效仿前人，没有创举，世事只会越来越坏，无法向前发展。只是孙吴的方法已经被证明在治理三吴上最有效，所以参考价值最大，就像阿兄说的那样，想要治理会稽，吴郡的治理记录比其他郡县都有用。”
王允之屈指刮刮她的脸颊：“不用特意说好话。”
但我看你听得挺受用。
王琅暗自腹诽，当然不可能相信他的鬼话，继续道：“孙氏并非没有尝试过在三吴推行申韩之法，然而收效不佳，遂退回与江东世家共治之局面。此时形势比孙家当政之时更差，称一句「无兵无权，寄人国土」，恰如其分。若非顾荣、戴渊等人及时返乡，都如二陆那样结仇，恐怕就不是寄人国土，而是寄敌国土了。”
听她提及二陆，王允之也有些叹息：“华亭鹤唳，岂可复闻乎——北地名士对二陆委实嫉害太过。”
华亭的鹤鸣声，哪能再听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