巡警看她的架势，大有誓不罢休的意思，满不情愿地把锁链撤了，只要她依律缴清一角钱罚款。令年却额外取出两块钱来送给他们，微笑道：“请两位喝茶。”
自行车赎了回来，怕道上还要被人抓住把柄勒索，斯国一出主意说，她的家就在附近，可以暂时把车子寄存起来，等明天派人送去修车行。两人推着自行车往她的寓所走，斯国一还在为令年的做法耿耿于怀，令年解释说：“他们的薪俸很低，也就靠这些油水养家糊口。十块钱拿到衙门里，分到手上可能还不剩一块，我直接送他们一人一块，他们当然更高兴。既不能让他们太嚣张，也不能把人逼上绝路，怀恨在心，以后再被捉住把柄，恐怕就不是破财消灾这么简单了。”她这种心理都是很自然的，为了加强说服力，又说：“我二哥都是这样做的。”
斯国一既不理解，也不肯苟同。但她乐于结交令年这个朋友，指挥令年把自行车停进巷子里，又邀请她在自己的寓所坐一坐，“刚才借的一块钱，等我慢慢还你。”
“啊，不用了。”令年逡巡四周。斯国一是在一家东洋茶室楼上赁的房子，陈设很简单，墙壁和地板都是薄薄的，能听见底下有人用日语小声说笑，窗外竹竿伸出去，上头晾了一件印满枫叶的东洋浴衣，像风筝似的在暮色中飘摇。窗台还有一小盆紫红色的石斛兰，长得很好。
斯国一脚步很轻，收了衣服，请令年坐，又探出半个身子，央茶室的老板借她一小包茶叶，泡了茶给令年喝。“我是老师，应当要招待你的呀。”她又捧着小托盘出来了，里头是两个人的晚饭，令年吃到了一个金枪鱼的饭团，一个栗子馒头，还有香烤小鱼干和盐渍小黄瓜。
她把拮据的生活过得井井有条，令年觉得，大概程小姐也做不到。
而且，她并不像传说中那样不知变通。在学堂里，斯国一总是穿着一成不变的黑裙黑褂，谨小慎微，是人们期待中一个寡妇的形象，回到家里，她的身上多了点青春的、快活的气息。令年疑惑她为什么不设法回日本，斯国一却很满足：“我在这里很好呀，交到了很多朋友。”她问令年：“于小姐是上海人吗？”
“是的，小松老师去过上海？”
斯国一摇头，“你说话，我能听出来一点。”她指了指清亮碧绿的茶叶，“茶室的老板是从上海来的，我有时候请他帮我从上海的物产店、药材铺捎些家乡的特产回来。”
见太阳下山了，令年跟她告辞，斯国一欠起身，送令年到茶室外，说：“这次招待不周，下次再来吧，一定要来，好吗？”
令年答应了，在街边等包车时，她扭头又往茶室看了一眼，果然那里有个小小的木质牌匾，上头写着“三盛楼”的字样。
第二天上学堂，令年做完了早操，就来到斯国一的课室。斯国一正在假装备课，实际替报社翻译几篇日文稿子，好赚几个工钱。“啊，于小姐，”斯国一眼里露出感激，因为学堂里已经在商议是不是要辞退她了。有令年起头，又陆续加入了两名外地的女学生，这事还上了报纸，称赞南京风气日渐开明云云。
可令年很快就发现了，斯国一在学堂里受人冷落，并不是没有道理。她的心思不在教学上，也不怎么准备教案，习惯了信马由缰，常常有师生面面相觑，无言以对的时候。斯国一大概有些心虚，便带她们去卫生讲习所，围观洋人助产士用模型展示生产的过程，有一个女同学当场把午饭吐了出来。
令年倒好奇满满，还亲手把模型摆弄了几下，回到学堂后，她和同学打了一会网球，便骑着自行车来东洋茶室赴约。自行车上装了车铃，她摁了几下，车铃清脆悦耳，茶室外张望的几个年轻人回过头来打量她。
有穿大学堂制服的，也有穿水手服的，都是年轻男人。他们说笑着，又把头扭回去，往楼上喊斯国一老师。茶室里脸孔雪白的东洋女侍者笑眯眯地看着。斯国一探出半个身子张望了一下，下楼来，把报纸包的小鱼干，还有用米糠腌成黄澄澄的萝卜送给他们，“要少喝酒啊。”显然斯国一已经和这些人很熟悉了，又殷勤地邀请其中一位上楼去喝茶。
她把和令年的约会早忘到脑后去了。
翌日，听令年提起来，她忙跟她道歉，说：“你可以和他们一起上来喝茶呀。”
令年在学堂里和斯国一交往，已经引来了很多人侧目，她还没有那样毫无顾忌，要和一群陌生的男人对坐喝茶。她只能摇头：“我不认识他们。”
“因为他们是男人吗？可你不觉得他们很可爱、很热情吗？”斯国一在窗前浇石斛兰，她回过头去看令年，别有深意的，“于小姐，你有情人吗？”
令年捧着茶杯，袅袅的热气把眉毛和睫毛都润湿了。茶是上好的碧螺春，不知道斯国一要通过什么方式偿还茶室的老板……察觉到斯国一还在暗中端详自己，令年把茶杯放下，镇定地说：“我已经订婚了。”
斯国一拎着喷壶过来，很感兴趣地问：“订婚的这个人，你很喜欢他吗？”
令年点头。
“可我从来没听你提起过他。”
令年换了个话题，问斯国一：“小松老师，你的丈夫是什么样的人？”
“我的丈夫？是个很好的人。”斯国一回忆道，“但家境也不宽裕，否则也不会跑那么远，去朝鲜和俄国人打仗了。我们结婚不久，他就参军了。我不想回日本，因为家乡人人都知道他。他们把他当大英雄，不论我做什么，他们都会想：小松，你的丈夫为了国家牺牲了，你怎么能笑得出来，怎么有心情出去交朋友呢？”她平静地看着令年，虽然在微笑，但语气里透着点不屑的味道，“总之，我还是很感谢他，他死得很干脆，很彻底，没有残疾，也没有给我留下孩子，我有政府寄的抚恤金，存在银行里，可以安安稳稳过很多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