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廷襄一看金波的脸色，心里就明白了，他没好气地说：“我亲自替三小姐买胭脂去。”离开酒店，在洋行里转了一圈，胡乱买了盒胭脂，又拣了一罐摩尔登糖，揣进口袋里。
好不容易把杨廷襄打发走了，令年坐在沙发上发了一会呆。她也算心想事成了，但实在高兴不起来，拿着报纸茫然地翻了一会，全是打仗的消息，上海制造局被攻克了，南京江防营正和新军在城外开战，电缆都被毁坏了，一时半会，和香港也通不了音讯。
后悔吗？如果当初和姓杨的结婚，没有后面那一段……想了很久，金波送来的胭脂也没顾得上用，她被急性子的杨廷襄催促着，乘车到了照相馆。
两人到底并不是很熟，又各怀心事，在镜头面前，互相不怎么搭理，那照相师傅好为难，不敢挑剔杨廷襄，只能不断地提醒令年，“小姐脸上没有笑，脖子也太硬了……别离督军那么远啊。”杨廷襄被他叫得不耐烦，一把拎起令年的胳膊，往自己身边一拽，转过头来冷笑道：“三小姐，这会后悔可晚啦！”
令年不禁打个寒战，说：“我有点冷。”
她旅途奔波，很疲倦，面容也像染了病似的，青白交加——身上还穿的在酒店时那一套单薄的夏裙。杨廷襄这才恍然大悟，左右一看，没件合适的衣裳给她换的，他把身上的军装脱下来，还带着股热乎劲，往她身上一抛，然后满不在乎地把衬衫袖子一卷，说：“好，就这样，照吧！”
照相师傅忙拍了一张，说：“再……”
“再什么再？”杨廷襄很不高兴了，眼睛一瞪，就要走人。
在相机咔嚓响的那一瞬间，令年就后悔了——不必看，她就知道自己在照片上有多狼狈。当初在溪口拍照片时，她是穿着满身刺绣的袄裙，拿着团扇，珠翠不时划过微红的脸颊，那还只是相亲用的……好歹是结婚照，这也太敷衍了。
她转头去找金波，“给我取胭脂来……”
“你还没拍够？”杨廷襄按捺着脾气，在人前，他还是愿意给自己太太几分面子的，脸色立即又缓和了，“那你自己慢慢拍，我走了，啊？”一只脚已经往门外去了。
令年气得不轻，心里骂了一句混蛋，把军装还给他，飞快地起身走了。
翌日的结婚仪式，是潦草得不能再潦草了。杨廷襄连证婚人也免了，便由金波效劳，两人各自签了婚书，虽然纸上写得情意缠绵，其实面上都懒得再彼此敷衍，因为各自都达到了目的——对杨廷襄而言，与其对着新太太的一张冷脸，不如去盘算盘算于家有多少财产，在上海能捞多少好处来得舒心。
因为暂且还未见报，这桩婚事目前还是秘密的，令年难得有了一天的清静。她没再看报纸，被金波陪着，在街上盘桓了一阵。
云南宣布独立之后，英法等国的侨领便撤离了，又值初冬，碧色的火车站没有当初那么忙碌，马帮踩着薄霜，铃铃铃响着，不紧不慢地往河口走。杨金奎把法国领事府暂且充作了自己的行辕，那也是一座西式的红砖小楼。
傍晚的时候，如夫人来给新太太请安了。
当初在红河甸，如夫人搓麻将，看画报，倒是过得逍遥，自从跟着杨督军进了城，她也自持身份，又把在上海做女学生时那副柔声细语、斯文矜持的做派拿出来了。
令年请她坐，喝茶，吃糖，如夫人默默的，不时目光在她脸上一掠。令年一问，她就说了，“太太，我在上海时，常听人家说于家多么多么厉害，上回你去红河甸，我还以为你是假扮的于小姐，不过这回见，又像是真的了。”
这位姨太太说话没什么心机，可见杨廷襄对她还不错。令年奇道：“你不恨我？”
养尊处优的姨太太低头抠着指甲上红艳艳的蔻丹，好一会，才没精打采地说：“老爷都做督军了，肯定得娶个大小姐做正房太太嘛，我本来就是他抢来做小老婆的。再说，恨也没用……”她昨天半真半假的，说要回娘家，心思动了，便忍不住问令年：“太太，你什么时候去上海做回门宴？”
令年还没想好，顿了顿，说：“以后再说吧。”
姨太太央求她，“那你跟老爷说，回上海时要带上我呀，我离家几年了，真想爹娘。”
令年满口答应。姨太太很感激，她俩原本年纪相仿，又是同乡，她一高兴起来，便笑道：“三小姐，耐胆大得野！一个女人，跑得这么老远，还敢给老爷脸色看，”她凑近令年，低声道：“他身上有枪！”
令年签完婚书，便说自己受寒生病了，把杨廷襄赶了出去，两人又闹了个不欢而散，她哼一声，说：“他算什么老爷？野头野脑，土匪一样……”惹得姨太太扑哧一声笑了，令年脸色却淡了。
姨太太察言观色，问：“三小姐，耐也想家末？”
令年说：“我家里有个保母，她就常这么骂人的。”
姨太太道：“三小姐，你家那位二公子才厉害，杨金奎恨死他了，老说：既生瑜，何生亮呀？我问他，周瑜让诸葛亮气死了，你不知道吗？他气得叫我滚回上海——现在他如愿以偿跟你结了婚，以后在二公子面前，还不知道怎么得意呢。”
这话说中了令年的心事，她没了说笑的兴致，只嘴角翘了翘。过了一会，才说：“有人胡作非为惯了，让他栽个跟头，也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