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方回过头来，果然是久违的小松，她眉眼浅淡，颇有种温柔的韵致，领口则开得低低的，露出一片白腻的肌肤，手上带着一只很耀眼的戒指。令年见她，俨然今非昔比，心想：她现在，大概不在南京做教师了，怎么来了上海？小松已经笑起来，紧紧地握住令年的两只手，说：“于小姐，我一直很想你。”
令年问她：“你是搬来了上海，还只是来游览呢？”
小松道：“我只是暂时在上海待几天……”招手将伙计叫来，用纸笔替令年写下地址，放进令年手里，然后很郑重地叮嘱她：“我住在饭店，你一定要来见我呀。”大约她也急着赴约，没有再多话，同令年和汤普生二人鞠个躬，便进菜馆的包房里去了。
令年与小松是有过一段师生的情谊的，只是后来小松莫名失踪。如今在上海街头偶遇，不可说不是一段奇特的缘分。下午离开医院，她将小松写的地址翻出来一看，见她正是下榻礼查饭店，便叫了一辆人力车，来到礼查饭店，约小松在楼下的大堂相见。
礼查饭店向来是各国洋人聚会的场所，夜幕降临时，从顶楼往下，所有客房和厅堂里都射出璀璨的灯光。大堂既设了座，给斯文的客人喝酒喝茶，又在中心开辟了一片跳舞场，饭后便有许多人换了衣服来跳舞。小松是很喜欢这种场合的，踩着皮鞋穿过大堂时，目光不断地在跳舞场上流连，坐定之后，将令年的脸略微一端详，便笑道：“于小姐，原来你已经嫁人了吗？”令年点点头，小松说：“据说你们于家，在上海是很有实力的，我在南京时听到的消息，还很好奇呢。”
可惜杨廷襄那个人，并没有什么优点可以向小松展示，令年便把话题一转，问道：“小松老师，你有朋友在上海吗？”
这时侍者把香槟送了上来，小松把酒杯晃了晃，低头微笑道：“是有一个朋友。”
她的表情，已经是不言自明了。令年见她现在似乎境遇很好，便也笑道：“那么，我应该替你高兴了。”
小松道：“于小姐，想不到我们会在上海偶遇，这于我，了却了很大的一个遗憾。我这个朋友，预备要从上海到日本去了，我和他一起走。我之前还在懊悔，没有机会跟你道别。”
令年想不到，同一天，汤普生和小松都要离开。而眼前的跳舞场上，还有乐曲和人的笑声一起欢腾。大堂的外头，是上海黧黑的夜空，如以往那样平静。她有种说不上来的奇异和怅然的感觉。小松请她喝酒，她在外头是很谨慎的，便只是摇头，要了一杯茶，然后问小松：“你这位朋友，是本国人，还是日本人呢？”
小松笑道：“是日本人，受政府的委派，在南京做官的。”
令年想，原来是日本使馆的官员，那么小松未来的生活，应当是很有保障了。她对小松道：“小松老师，希望你回日本后，一切都顺利。”
小松大概心情很好，放下酒杯，说：“于小姐，我们去跳舞吧，就像在学校时那样。”不由分说，把令年拽下了场，两人伴着乐曲，舞了一会，小松忽然对令年笑道：“于小姐，那里有个人在看你呢。”往场边努了努嘴。
令年扭头一看，见不远处的位子上，坐着一个仿似很年轻斯文的男人。因为这大堂上的灯光被有意弄得昏暗暗的，她隔了一会，才辨认出是吴宝菊。这时吴宝菊也走了过来，先同小松握了手，然后神色很泰然地，把手往令年面前一伸，说：“三小姐。”令年和他握了手，唤了声吴经理。宝菊冷不丁道：“三小姐，跳舞吗？”
此时的跳舞场上，除了洋人男女不忌，本国的人，仍是男的和男的，女的和女的，彼此拉着手，脸对着脸，慢慢在场上踱着步子。令年还在犹豫，小松已经走开了，吴宝菊便站在了令年的对面。他到底没有洋人那样开放，只一手松松牵着令年的袖子，另一手放在她背后，很规矩。令年想，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他对这种场合，似乎也很熟稔了，便也把手搭在他身上，说：“吴经理，真巧呀。”
宝菊说：“今晚是钱币司做东，中国、交通两行作陪，请了上海各外资及民营银行的经理用晚饭，北四行和南三行都在，三小姐不知道吗？”
令年反问：“我不在银行做事，怎么会知道呢？”
宝菊颔首不语。他在于家做跑街时，话便不多，两人既不陌生，又算不上很熟，便各怀心事，随着人流默默地踱着。隔了一会，宝菊说：“三小姐，钱币司要各行一起承兑中、交两行发行的钞票，你觉得这件事可为吗？”
令年觉得他问的奇怪，摇头道：“这个我并不懂。”
宝菊道：“纸钞代替金银，本来就是现今世界的潮流，中国社会到现在没有成型的国家发行的纸钞，是太落后了。但经历过橡胶股票、钱庄倒闭那几年，我对于官办银行的信用是很怀疑的。大公子的意思，要汇丰银行出面答应承兑，不过是建立起百姓对于官办银行和纸钞的信心，譬如汇丰可以与钱币司约定，每年承兑，不超过二十万的数目，一年之后，增加到五十万。如三五年后，纸钞仍旧没有停兑的风险，那市场上完全不必担心有银根吃紧的问题了，而财政部支持政府军费开支，以及支付各国借款，也就没那么艰难了。”
令年知道，推行法币，康年责无旁贷，当然要替他说一句，“听上去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