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年本来也没有抱很大的希望，便说：“多谢，不用麻烦了。”辞别了李师长，回到居所后，叫士兵去发一封电报给玉珠，告知她杨文庆获释，并且杨廷襄同意玉珠脱离杨家的消息，电报末尾，又添上一句：不知玉珠家里是否有收到自美国寄给她的信？把这件事情办妥后，令年的心情轻快了很多。谁知几天后，士兵拿着邮电局退回来的电报，说：查无此人。大约是地址写错了，或是那人搬走了。
令年一怔，把电报翻出来一核对，地址并没有写错，而家里的电话，自杨廷襄离开上海后，便停用了。这时，她心里已隐隐有了种不好的预感。她记得小佘老师是沪江大学的学生，忙请李师长帮忙借了督军府的电话，拨到沪江大学，问一位叫做佘志刚的男同学在吗？校方道：佘志刚在月前就已经办理了退学，说是要举家搬迁至内地。
令年放下电话，在那里坐了半晌，才回到医院。而杨廷襄正在那里同护士发脾气，因为他的伤口近日很不幸地有了化脓的迹象，护士埋怨道：因为你私底下喝酒，伤口怎么会好？杨廷襄骂道：放屁，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喝酒？再说，难道酒不是消毒的吗？我正要你拿酒来给我消一消毒呢。一通胡搅蛮缠，把护士也给气跑了，杨廷襄将眼睛一翻，见令年皱眉站在一旁，杨廷襄道：“我又没死，你哭丧着脸做什么？”
令年心不在焉，隔了一会，才告诉他：“玉珠不在上海了。”
杨廷襄愣了半晌，悻悻地说：“树倒猢狲散，墙倒众人推，不稀奇。”他这时因为枪伤不好，心绪极差，简直有种心灰意冷的感觉，并没有察觉令年坐立不安那种异常的样子。之后，果然天不遂人愿，杨廷襄发了几次很危险的高热，并且由本地的西医勉强对他实施了一次开刀手术，清理了胸腔中的积液。等到伤情暂缓，已经是数月的时光过去了。杨廷襄之前曾屡次催促令年带小庆回上海，到不得不进行手术时，却对此闭口不提了。他原本体格是很健壮的，在病床上躺了几个月，胡子拉碴，面容消瘦，人也不像原来那样多话。只在无人时，望着窗子发了好一阵的呆，对令年说：“你先不要急着带小庆走，万一我死了，连替我抬棺材的人都没有。”
令年说：“你的伤在肩膀靠下一点，也没有伤及内脏，你不用说这种丧气的话。”
杨廷襄最近很阴阳怪气，说道：“你往自己身上开一枪试试。”
这种赌气的话，令年原本是不屑于回应的。但她这段时间日渐焦躁，失去了许多耐心，便埋怨道：“你不要想往我身上推。如果不是你自己酗酒抽烟，好好的怎么会发炎症？”
杨廷襄沉默了一会，说：“你不懂的，像一个男人，这样被关大半年，身上又有伤，是很容易被消磨精神，彻底堕落的。我抽烟，不过是需要点刺激而已。再这样下去，我不死也要疯了。我看，我和蔡是注定合不来的，我不是那种喜欢软刀子割肉的人。”
令年听他嘴上这样说，但心里恐怕也松动了，有了向革命党倒戈的想法。她说：“我前几天听说了一些消息，但现在，我不知道对你来说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杨廷襄来了精神，“你说。”
令年道：“我听说，大总统打算要□□，已经筹划了很久，大概今年内就要实施了。现在全国有许多人加入了革命党，打起孙先生的旗号来声讨他。窦督军已经连同整个陆军师调离上海，现在江浙一带又成了革命党人的地盘，光上海就发生了好几起革命党暗杀政府人员的事件。你意图自尽以保全气节的事情，现在在别人的心里，恐怕成了你鼓|吹|复|辟的罪证了。”
杨廷襄原本是期盼着一个好消息——他因为前半生屡次有惊无险，转祸为福，对于自己的气运是很迷信的。听到这话，仿佛遭受了一记重击，半晌，才说：“真是倒霉。”见令年还要张嘴，杨廷襄忙道：“不管你还有什么好消息、坏消息，千万不要再告诉我了。”
这时，李师长走了进来，他那脸上，有种很难以言喻的表情，把病床上病猫似的杨廷襄瞅了半晌，说：“杨旅长，好消息呀。蔡将军认识一位日本的西医，医术非常的高明，愿意送你去日本疗伤和休养。”见杨廷襄脸色一黯，李师长也有几分惋惜，忙开解他说：“现在的上海，遍地革命党，你是不能再回去了。蔡将军正是爱惜你这样一个人才，请你去日本休养三年，待革命事业成功之后，再回国效力。你可不要辜负他的一番心意呀。”
杨廷襄在瞬间变下定了决心——去日本养伤，难道不比在红河甸当土匪强吗？他打起精神，说：“这样也好，多谢。”
李师长心想：这人倒颇果决，机变也快。他向来是欣赏爽快的人，便一转头，笑着对令年道：“于小姐，你是要回上海呢，还是想随同去日本玩一玩呢？”
令年当机立断，说不必了：“我要去美国。”辞别了李师长，她回到居所，把信纸展开，写道：二哥，这是我的第五封信给你，等你见信，我大概已经不在云南了。杨金奎已经顺应了命运的安排，同意隐退去日本。我想你的话说的很对，世事的变化太快，人生中有太多阴差阳错。在时机到来的时候，如不抓住，也许会永远失去它。所以，我打算从云南回上海，见大哥一面，再沿我们之前的路线，从横滨转乘远洋客轮。但愿等我回去时，秋季还没有完全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