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苑成竹临走前给了他一张名片，上面有他在新加坡的电话与地址。他说他还在找金红玫，十五年过去，她成了他心头执念，愈想忘就愈忘不掉。如果司七能有她的消息，劳烦将这名片转交给她，见与不见，都在她一念。
这算不上故人的故人与他告别，司七将钟表店提前打烊。
司七觉得太累了。
这个故事讲了二十余年，像是把自己的生命当成蜡烛在烧。
太累了。
***
【1957年，香港】
金红玫再也没回来过吗？
回来过的。
苑成竹离开四年后，一个叫胡丰年的珍珠商牵桥搭线，让程先生与金红玫联系上了。程先生给了她司七钟表店的地址，金红玫便坐轮船回来了。
她出现在他店门前时穿着长及脚踝的风衣，带一条金色的厚重围巾，头发盘成发髻，插着一根镶着珍珠的银簪，衬得面色莹润，她并没有老许多。司七以为他们见面时会有许多难以言说的心绪，可当两个人真正面对面地坐下来时，他心中竟然只有一股无可诉说的怅然。
距离他送她离开上海的那一晚，已经过去二十年了。他们不再是穷困潦倒的小戏子和小乞丐了，他们穿着体面的衣裳，一道去了附近的酒楼，点下许多昂贵的菜。司七低着头一口一口地往嘴里放，金红玫坐在一侧，帮他夹了一些进碗里。
他眼角忽然渗出了一滴泪。
他从来没有在金红玫面前哭过，不对，他从十三岁那年在庙里捡回一条命，就再也没有哭过。他的眼泪愈流愈多，她沉默地坐在他身边，用指尖替他拂去了眼泪，就像他曾替她擦一样。
这一年他已经三十九岁了。
他已经三十九岁了啊！
到底是谁夺走了他们的少年时代，到底是谁啊！
她倒没有哭，她的容貌并没有变很多，可是浑身上下，已经没有一处能让他想起以前。他们在酒楼里吃过饭，又回店里说了这些年的经历。她没有和他说欧洲，说的是悉尼的海港大桥，是红土沙漠，是印度洋的潮汐与珍珠。她说自己没有嫁人，她说自己或许不会嫁人了。
“司七，或许一个人向前走也很好，不等别人回头找自己，也很好，”她用手撑住柜台，脸上又出现了十八岁时一样的神情，“你呢？你也向前走了吗？”
他？他向哪里走？他是她的摆渡人，将她送到河对岸，余生也只能坐在船上，反反复复地行驶在他们同行的那条河流。那条河流里有十三岁的寺庙和火车，十六岁的阁楼与苏打水，河面上有常开不败的荷花，花茎扎进河底的淤泥，没有一朵花错过花期。
在香港的日子她住在酒店里，并没有住在他家。他们都长大了，已经不是可以共同宿在地板上的年龄。你听，他一晚上睡不好，颈椎还要咯吱作响呢。
那几天司七关了店门，陪她到处转转。她对什么都好奇，什么都要摸一摸，看一看，相处了一阵儿，就又像小时候了。他们买了两本苏打水坐在港口的长椅上，从背影望过去，和一对夫妻也没什么差别。金红玫低着头把苏打水喝完，喝得有些冷了，用围巾裹住身体。
司七看了她一眼，心想，倒是不来找她了。
她已经遇到什么，都不会来找他了。
他一直在等金红玫和他问起苑成竹，等到她要离开香港的前一晚，才终于在钟表店里听她提到这个名字。她那时选了条心仪的手表在手中把玩，司七抬头看了一眼，说：“喜欢就拿走吧。”
“你后来有没有见过苑成竹？”她的声音叠着他的声音响起来。
她的眼神落在手表上，询问的姿态也不甚在意，可指间微抖，钟表的金属表链又被她碰出声音。那一边，司七戴着眼镜在转齿轮，精细螺丝拧了一下，又拧了一下，终于开口说话，说的是：“见过，他和妻子来香港旅游，正巧来我店里买过表。”
她笑了一声，把表放回玻璃柜面。
“好像也没觉得难过，”她说，“那你问他那年为什么不回上海了么？”
“问了，”司七低下头，螺丝再也钉不进槽缝，他看见自己的指间在微微的抖，“他说家里给他许了门当户对的人家……他就听了。”
“啊，”金红玫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啊，怪不得。”
两个人不再说话了。
他深吸了两口气，手终于稳了，也对上了手表背后细小的螺纹。他将后盖盖回去转紧，从柜台后面站起身。来上海后一直没找到合适的鞋匠，他的皮鞋后面也就不再垫那三厘米的差了。他一跛一跛地走到金红玫面前，将她手里的表拿开，把刚修好的这只戴到她手腕上。
“这只更衬你。”他说，眼神又落去她手腕上的一根红绳，上面串着两颗玉珠子。一颗刻了竹叶，用金线鎏了轮廓，另一颗刻了个“疑”字，红绳末尾是个活扣。
金属手表戴在手腕上冰凉，金红玫抬起手，将那手链摘下来，自己调试了手表的表带宽度。司七一言不发地看着她，又见她把手链的活扣解开，拆下那竹叶，放到了桌面上。
真奇怪，玻璃柜面那么光滑，那珠子也圆润，竟然不乱滚，只是安稳待在原地。
给他这个做什么呢？
“离开上海那年，他把竹叶和恩爱两不疑都留给我了，”金红玫说，“他自己只拿走了结发为夫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