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他点头。
“多喝点豆浆吧。坐长途车不能空肚子，可也不能饿了。豆浆温温胃是挺好的。还醇厚，不犯冲。到有一天你跟我一样坏了胃，也就只能喝豆浆了。别急，才七点。车还要一个小时。我们吃完了，消消停停散步过去，消化消化，完了你在车上睡一觉，容光焕发见你心上人去。不是挺好？”
“好。”他说，端起豆浆碗，小心的吸了一口。干涩的咽喉猛的受了湿润，他咳嗽了几声。
“好天气。”老涅说，“下一阵雨，暖一阵儿，再下一阵，就又暖和些。春天嘛。”
他点点头，咬了一口烧卖，喝了一口豆浆。
“你来上海的正事儿呢？”老涅问，“找那一对男孩女孩儿的事情，有头绪了？”
“去那男孩的学校查过了，他没去上过课。几个可能知道的朋友也都查问过，没什么下落。几张报纸上也发了寻人启事。”
“你亲眼见过他们俩没有？”
“没有，看过照片，不过都是他们高中时的照片了。男孩在大学里有张档案照是高中时拍的，女孩子是阿修手绘的一张。”
“怎么找个人都这么无厘头？”老涅问。
“女孩的父母听说雇了人找，而且不想登报显得太没面子吧。不过估计也差不多急了。”
“挺漂亮的一个丫头！”老涅赞叹道。他随之抬头，看到一男一女正站在街边。女子手抱一个木雕，间或抬手将长发挽一下。男子从卖花少年手中接过一朵玫瑰，递给他几枚硬币。
“没看真。”他说，“漂亮？”
“相当漂亮的一个丫头。”老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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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都这么少了还浪费。”她手握着玫瑰花说，将玫瑰花枝在木雕的脖子上打了个结。我拉了一下她的衣袖，我们在交通灯前停住。高架桥横亘在天。
“如果这世界上剩下最后一个金币，我会用它来换一朵献给你的玫瑰花。”我说。
“贫吧你。”
车流从我们面前横越而过，犹如大河。一扇扇车窗映过我们的脸。她神色静默，偶尔低下头，看一眼木雕。
“知道吗？我第一次来上海时……”她说。
“不知道。”我说。
“你这人！”她用木雕敲了一下我的臂，“别打岔！我第一次来上海时，看见这高架桥，就吓着了。那时我想，这么多桥呀，遮天蔽日的。像小时候看的杂志里头，那些未来世界的建筑。这个城市跟一个堡垒一样，秩序森严的。那时我觉得，在这里就是时时刻刻被俯视着，永远钻不出去。”
“你也可以俯视它。”我说。
“不可能的。”她平心静气地说，“连平视都没有可能。我是这么觉得的。这个存在过于庞大，难以触摸。好象古代的雄关。”
“那么低下头走就是了。”我说。“带着美丽的玫瑰花。”
绿灯亮起，我拉过她的手。我们缓慢穿过街道。人流如海鱼一样从身旁游过。
“似乎已不再香了。”她说，指了一下手里抱的植物盆。
“一天没浇水至于如此吗？”我看了一眼碰碰香。“仙人掌科植物呀。”
“可怜。”她说，将植物盆搁在花圃边。那不再焕发生命活力的植物，与花圃中鲜活明亮的花朵，显然相形见绌。
“也许我们不适合养植物，”我说，“什么植物在我们身边，都难免一死。”
“晦气的缘故。”她说。
“沪朱线。”我喊道，一辆停着的客车旁，有人招手。
“在这里。”
我们上车，拣定了靠窗的位置并排坐下。
我靠走廊，她靠窗。
空空如也的车厢，只有售票员不动声色的走过来。
我递过钱，他递过车票。
司机在戴他的黑色手套。
我掏出荧光绿色口香糖，给她一支，自己一支。
她趴在车窗上看风景。
“很少起这么早，所以看不到早晨的风景。原来是这么有意思的。”她说。
我顺着她的目光，看到早起的人群与车流，贩卖早餐的店堂，打着呵欠的上班族，背着书包的学生，在车站像网球比赛的观众一样不断转头的待车者们。我微微一笑，伸手拂了一下她的耳朵。
她侧过耳来。
“别动弹。”她说，“男女授受不亲。”
我拧了一下她的耳朵，她回拍了一下我的头，继续看窗外。
我注视着售票员坐在前排椅子上，从口袋里掏出一本通俗故事杂志，开始阅读。不知道为什么，我想起了王老师的《全中文》杂志。
“你看过那个人吗？”她拉我袖子，我转过头来，看到她指着窗外的一个人。
是一个个子很高的男子。目测过去，一米八五上下。穿着黑色NIKE外套长裤，褐色皮鞋，头发像短短的草一样立在头顶。嘴唇薄得几乎看不到。虽是冬天，衣服却穿得不厚。看得出身形魁伟，小腿细长。
“像个运动员。”我说，“练短跑那种。看那腿。”
“我觉得，”她咬着嘴唇，“他有些眼熟。”
“我也觉得眼熟。”我说，“我想一下。”
“对了，”少倾，我说，“刚才买花儿时，瞥一眼旁边，好象看到他在店里喝豆浆。”
“没注意，”她说，“可是我觉得，更久以前我见过他，不知道在哪里见过。更为深远的回忆。记忆的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