抬头上的两行分别写着名字、性别、出生日期，以及“未婚”。
口袋里传来手机短信的振动。我换过手后找到它。来信人“辛德勒”。看来我彻底拿绰号当他本名了。
辛德勒在短信里征求我的意见：“上次说到去塘镇，你决定了么?”
我回忆起之前那次碰面中，只在最后捡拾了他一眼，那一眼已经完全模糊，却仍然像警告的蜂鸣声，告诉我说“不能通过”“不能通过”。
如果在早些年间——我指那些“年轻”岁月——自己一定是不予放行的吧。
早些年间，我看那些白烂的爱情故事，可以哭到连放屁的力气也没有。男女主角的爱情那么美，那么毁灭又万劫不复。我认为爱情必然是美的、毁灭的、万劫不复的。
早些年间，我可以揣着满满一盒红烧带鱼去治疗情伤的朋友。我在马路上悲情地跑，俨然自己是某个重要的历史标杆，将被用来论证某些辉煌又疯狂的物质，所以染了一身鱼腥味也没有关系，怎样都没有关系。
早些年间，什么“理想”，什么“现实”，它们是什么?它们有差别吗?它们与我何关?我浑浑噩噩又洋洋洒洒地过日子，梦想是“一座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但眼下，很可能只是因为害怕以后没有人为自己换上桶装水，我可以跟一个陌生人，以结婚为前提，做些我过去从不可能做的事。
因为现实指着我说“你是剩女啊”。
第五回
我的问题在她看来是难以理解的，
我的一切问题在她看来都不成为问题。
不能解释，没有办法解释，
我渴望的、我追求的那些，
需要动用到“灵魂”“精神”“感觉”
这类词语的追求，它们纠缠在内心深处，
宛如一株寄宿了神灵的槐树，
将在满月的时候召唤来荧火——但对别人来说，
它只是棵平常无奇的木头。
这几年，我听到最多的两句话便是“你要求太高了”和“你别要求太高了”，包括七十九岁的姥姥，都能张口就来一句“小曦啊，是不是你要求太高了呀”。我看着她那已经连续九年吃苹果得先打成泥的牙齿：
“我要求怎么高啦?”
“这个我不清楚……不过，肯定是因为你要求太高。”
假期里大家族的聚会，饭店里订了两桌，一年里也许只在此刻碰面，犹如彗星接近地球却远不及它美好的交际活动。许多亲戚我连该如何称呼都不知晓，依靠对方的样貌来判断是伯伯还是叔叔。可即便如此，最后免不了，亲戚们接力着血脉中那一线微薄的使命感，将我放置在话题中心，传达一个主题思想。
“别挑啦。”
三姑姑六婆婆凑齐了花色，轮番打着牌，语气好像一块湿抹布那样反复打着我的脸：
“年纪不小了，再挑下去真麻烦了。”
“要求那么高，最后受罪的是自己啊。”
“你妈妈等着抱孙子呢。她多着急。”
我溜出一眼逮住老妈，她那完全是支撑起来的笑容，勉强得像一把坏雨伞。
局面很热闹，而饭店的水准很高，如果发飙摔碎几只碗，最后还得自己掏腰包赔偿，所以我只能改天拉着章聿在阳台上对着明月狼嚎：“我要求高个屁啊?!”“高你娘亲啊?!”“高你舅母啊?!”“高你三叔啊?!”但这两句话是所有剩女必定逃不掉的宿命，岳飞背上是“精忠报国”，剩女背上就是“我要求高”;诸葛亮泪洒《出师表》，剩女泪洒“要求高”;荆轲刺秦王，剩女要求高;郑和下西洋，剩女要求高;林则徐销烟，剩女要求高;改革开放好，剩女要求高。
“这个世界到底还有没有逻辑?!讲不讲天理?我怎么就要求高了?我不过希望对方和我条件旗鼓相当而已!合着我找个三等残废，然后小学毕业在马路牙子上修自行车胎的才叫要求不高了?!”我气得可以靠自己的双腿跳到小区水池里的荷叶上去，“敢情我拼命考上大学，在公司加班加到能靠老趼增高两公分，就是为了将来被人指责‘要求高’?有些人自己不知道好好修炼，提高水准，反而把赶超他们的女生都贬为‘要求高’?”
没错，“满腔悲愤”也不足以形容我的气结。眼看自己被无端端放大，好像一座坟头突然被插上了登山队的旗帜，围观群众纷纷发出“好高啊，好高啊”的欢呼——我体内的怨恨经年累月，足够发动一辆汽车开出十公里，余下的还可以煮熟两锅芋头汤。
章聿不知是第几杯酒了，她的手指半截凉又半截发烫：“很多人死命地赖在平均工资水平线下，有空咒骂却没空好好靠自己的本事赚钱。怎么?难道我们的收入都是彩票中来的、烧香烧来的?而眼下他们似乎终于逮到了发泄和攻击的机会——‘你们不是跩么能干么?那你们就剩着吧!’这么一想，我倒也坦然了：宁可开私车背名牌地继续孤家寡人，也不会委屈自己嫁给几年只舍得买水果罐头的猥琐男们!”
我和章聿默契点头，又干掉几斤顶级的糯米糍荔枝，在那个宁死不屈的夜晚，流着鼻血拈花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