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短短两秒钟，我就像所有勇拦惊马、勇斗歹徒、勇救落水儿童的英雄儿女一样，脑海中飞快地闪过了无数无数的句子。它们几乎都以问号结尾，连番轰炸之下根本不给我思考和回答的机会。
所以，尽管本能地——我应该抽出，尽管本能地——我应该甩开，尽管本能地——我应该拒绝，尽管本能地——我在抵触。
我在抵触。我非常抵触。
可我没有抽出手，没有甩开，没有拒绝。
真干净啊。
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
第六回
这时我便觉得醉了。
我依然坐在地上，靠着一侧的墙，
眼睛在台面上无谓地掠过一只空碗，
一瓶洗洁精，两块3M洗碗布，
一个新买的不粘锅却一直没有用过。
我就在这个不见丝毫浪漫气息、
比生活更生活的窄小的地方，
糊涂地毫无意义地醉了。
有一个关于无脸怪的故事。第一次是从日本电影里认识的。它有些恐怖，又或许没有那么恐怖。比起在山林里拐跑迷失的小孩，以人类脑髓为食，潜伏在河流中将渡客拖下水的怪物们来说，它弱小得多，以至于那份弱小给它带来一些悲剧的意味。
我面对着天花板睁眼，只是清晨，日光在窗帘下掀出一个安抚的眼神。
刚才的梦里，也是清晨，同样地，窗帘缝隙泄漏着橘色的阳光，它找到一片脊背，引导我用手指爬上去。走了不到两步，把他弄醒了。他在梦里醒，迷糊的声音和迷糊的头发一起乱在我的感官里。而在过去的梦里，他趴在我身后的课桌上，用脚使坏地踢我的凳子，当我走在路上，他便走在路上，头顶是丛夹竹桃，我在梦里连魔方也玩得很差，他很不耐烦地夺过去，似乎连一个字也不愿讲地不屑，皱着眉头找到一面白，一面红，一面绿和一面黄。
好像在梦里，我们连沙漠也去过，骆驼也骑过，梦里沙漠是凉的。
我面对着天花板睁开眼睛，身体还带着仿佛刚刚从游泳池爬起来似的涣散感，稍微动下眼睛转向一旁，刚才梦里，他就睡在这个位置，他的脊背橘黄色，一头乱草似的头发动了动，随即就要朝我翻过身体。可我在看清他的脸之前结束了这个梦。
明明是周日却起个大早，买早饭时公园里的老头老太还没有结束“一个西瓜，一分为二”的太极。我喝着豆奶，右手捧副蛋饼，脚下的拖鞋则破了绒面，因而忽然发现自己也未必有他们过得精彩。许多个周末里，我习惯了把自己穿得像根双汇火腿肠，窝在沙发上看掉全部《康熙来了》，只在昏昏欲睡时被章聿的电话吵醒，她站在商场、书店、卡拉OK厅，或小吃一条街对我兴奋地嚷嚷：“这里的豆饼咬起来好像脚皮啊!”语调一如既往地高昂，栩栩如生地从听觉影响到我的味觉，并不在乎背后的老板娘也许正磨刀霍霍向猪羊。她仿佛是颗微波炉里的鸡蛋，在家待得太久就会爆炸，所以画展也去，车展也去，那些短暂的男友被她使唤到东或西，他们用自己疲惫而心甘情愿的脚程呵护着章聿高岭之花般的美。
可眼下——我叼着豆奶包装，一边打开手机短信，章聿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还停留在好几天前，她从婚宴上发来的感慨“连甲鱼也没有，500块红包肯定吃不回来啦”，继续以往的奔放，直到遇见了前男友，她像所有普通人一样瞬间变得岌岌可危，昏冥不定。
“晚上来我家吃饭吧，最近必胜客的外卖小哥换了人，新的那个帅得像吴彦祖强暴了周渝民后生的孩——”给章聿的短信按到末尾，一条新消息打断了我。我皱起眉，是在看见发件人的名字上跳出“辛德勒”三个字后。
“起床了吗?有什么安排不?今天天气不错哦，想不想出门走走?”他问。
“我十六岁的时候，同班俩男生为我决斗得昏天黑地——行，行，就算不是用板砖和折凳，但你不能否认街霸是个好游戏;我十九岁的时候，邻居家的大哥哥每天都会偷偷送盒酸奶到我窗前——尽管随后我拉了两个月稀;我二十一岁的时候，男友会坐十四个小时的火车只为亲亲我的脸颊就走——当然，厦门与深圳之间没有那么遥远，可那次正好赶上前方山体滑坡，他的火车结果被迫在半路等候十一个小时;我二十三岁的时候，和人手牵手从城东一直走到城西，我们迎来旭日东升，被警察喊住检查身份证;我二十五岁的时候，到了我二十五岁的时候……说来也奇怪，从二十五岁开始，好像是突然之间的，‘嗖’一声，一切都消失了，那些说着要和你共度一辈子的人，比马路上抢了你手机的小偷跑得还要快，压根儿是健步如飞地消失在地平线上，夸父追日也未必有这般感人的速度。当年所有的甜言蜜语，到今天都化成开心网上他们一张张婚后发福的照片，也真是见了鬼，好像感染了集体病毒，个个都走形到……这么说吧，你就是往河里扔一头死猪，泡个五天五夜后再打捞上来，都未必有他们肿胀。我总怀疑他们是将‘发福’当成一项非常重大的事业去投入着，不达目的誓不休地投入着，好像他们的腰围关系着海湾局势或者金融危机——不过，倒也让我心情稍许平静了些，毕竟，没有什么比十年之后，发现以往的恋人依然‘玉树临风’却‘不属于你’来得更加恼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