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关于“婚姻”和“恋爱”的话题在大脑里呈现大面积丰收的态势，邻居王大婶的语录与莎士比亚的名言排列在一起，所以这段话是打哪儿来的已经无关紧要，因为此刻急需解决的问题是，好友正巧遭遇了这个打击，“以往的恋人”“玉树临风”但已经“不属于你”。
傍晚时分章聿来敲我的房门，她背光站在走廊上，神色看得出落寞，强打精神的样子像件没有干爽便被迫穿上的微湿的衣裳。她把电视遥控按了几圈，最后停在某个正推销99块笔记本电脑的电视购物频道上。
“新买的?之前没见过。”我注意到她扔在沙发上的手袋。
“哦，没错，前天刷的。”
“你不是月初才发工资么?”按理说，眼下应该是章聿频繁出现在挂着“无限量续杯”标牌的地方。
“信用卡呗。”
“这可不是个好办法啊。”依我一贯的观点，信用卡才是比黄赌毒更应该取缔的东西。和它们的危害性及诱惑力相比，袒胸露乳坐在“理发店”中等待“客人”的小姐们简直是道德楷模和社会典范。
“忍不住。就是想发泄……倒霉，这样下去真的会把卡刷爆。”
看来章聿的心情确实很糟，因为她的信用卡就不叫信用卡，在我眼中那算半个国库——不知是幸还是不幸，章聿有个银行工作的远房表哥，动用私权给她批复了一个庞大的可用额度。具体多庞大?在我使出浑身解数也无非透支到一台笔记本电脑的时候，章聿的信用卡可以帮她直接刷出一套商品房的首付款。“你的表哥到底有多恨你?要给你下这样的套?你小时候是不是把他推下河过?还是骗他吃过洗衣粉?”我一度百思不得其解。
“没那么恶劣，只不过对他同学开了个玩笑，说我表哥其实是变性人。”
“……”
“我举了不少例子，好比他一直使用双肩包是源自对胸罩带的怀念。”那不过一个月前的章聿，她抚掌大笑，气焰嚣张如往常，完全不似现在低落，以往她是神经病，眼下她只是病。
章聿倒在沙发上，半天后摸出自己的数码相机：“喏。”朝我展示先前婚宴上的合影，“他把头发剪得多傻。”
“哦……其实，还不错了。至少人模人样，没什么大变化。我以前就说小狄长得像谁来着……嗯，香港歌手，高音唱得比女人还牛逼，名字又很下流的谁来着，”我真心地夸奖，随后寻找，“你呢?在哪儿?”
章聿似笑非笑，像支断了灯芯的生日蜡烛，徒有外观看似寻常：“我在另一头呢……我离他很远。”她不断按着某个按钮，一下一下一下，“看，这里。”
投射在我眼中的，是被模糊的像素营造出少女气味的脸。
我无力地安慰她：“算了，起码他只是到场来宾，起码你不是出席他的婚礼。”
假设我必须走进前男友的婚礼现场，且拿在手中的是红包袋而不是水果刀，红包袋里装的也的确是水灵灵的百元大钞而非一沓洒着乙肝病毒的卫生棉，假设我必须以释然和祝贺的姿态出现——不如一枪崩了我，也算给个痛快。
“那些给前女友发请柬的人都揣着什么心?事到如今依然不忘在对方脸上甩个耳光，好像写下对方名字的那个瞬间自己就莫名地赢了?结婚邀请算什么?有种离婚时来请啊，换我肯定包个特大的红包，大到足够支付他和前妻打官司的庭审费。”
“真有趣。”
“……汪经理……”这是多年前，我刚入公司时与同事在午间闲聊的对话。当时汪岚对我来说只是“被弃婚”的“女上司”，两者相加等于“熊出没注意”，所以当她突然站在背后，我本能地闭气装死希望她放我一条生路。
“这家现在也能外送咖啡了?”汪岚用目光示意着我手里的纸杯。
我忙不迭地点头：“是的是的。你要吗?”
“今天不了。”她笑笑，莫名让我觉得自己脚下的地面下倾了30度。
汪岚就留给我和其他人一个看客似的位置，七嘴八舌交换她的八卦成了我们的职责，然而无论怎样言之凿凿，最后总在“我不知道，我也是听别人说的”中削落了气焰，只有前台的女孩想起什么：“那天我经过她的办公室时，不知是和谁在通话，但我很清楚地听见她说了一句‘想要我和前男友出现在同一个场地，除非是去殡仪馆瞻仰他的遗容’。”
室内的空气被按了暂停键似的静止下来，让我们品味心头一抹酒精棉花擦拭过后的味道。
最后仓促地，大家各自打扫手边的餐具，并如同纷纷走出影院的观众，从黑暗中被解放后发表第一句肺腑感言：“剩女真可怕。”
“剩女真可怕。”
差不多随后几年，我都在一层层剥食体会它的多个意义，好像嘴里含一颗话梅，与己无关时能够消遣它的甜，但含久一些，牙齿终究撞到一个无力驾驭的话题，那阵酸楚完全是冲击性的、剧烈的，牵扯人的五官张皇地蜷缩到一块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