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聿直起上身抱住我：“你什么也没听进去对不对?你什么也不记得了，你一个字也不要留在脑子里。他说的都是狗屁。二十九岁怎么了，三十岁怎么了，那个傻逼不知道这世界上三十岁还漂亮得一塌糊涂的女人多得是吗?只有他认识的，才一到三十就变成豆腐渣吧!他就是恨你，所以他说的全部是狗屁。”
我按捺不住笑容：“怎么搞得，一边叫我要忘记，一边又给我哐哐哐地重复一次。你能不能心口合一一点儿哪?”
她的下巴在我的肩窝里碾得发疼：“等你三十岁生日那天，我们一起去拉斯维加斯吧，要不爱琴海?爱琴海的话回来还能路过迪拜呢!嫁个有钱又英俊的中东男人!回来烧一辆兰博基尼给所有该死的前男友。”
“好好好，烧烧烧，一定烧。”我们都知道什么叫戏言什么叫南柯一梦，却熟练地演出一副信以为真的样子，也借此在虚无的世界里不费吹灰之力获得了一千次一万次的美满和幸福。而真实生活中，唯一能够不费吹灰之力便完成的就只剩年龄增长了吧。
“周日你的生日——你不是说你今年不出去和朋友庆祝了吗?所以我和你爸爸很早就把蛋糕给你订好了。特别高级，你一定也从来没吃过那么高级的蛋糕。”老妈在电话那头活灵活现地说书，“你爸爸钓鱼的时候认识个新朋友，他嘛，后知后觉的，哪有我细心，那天给你老爸洗衣服的时候，从他口袋里看到对方的名片，才知道人家是五星级酒店的高级厨师，做的甜点克林顿都吃过的!克林顿吃完布什也来吃过!布什吃完他儿子小布什也来!今年估计奥巴马又要过来了!已经形成传统了诶!”
我估摸着大概从克林顿之后就全是老妈自行杜撰的剧情，但她听着兴致高昂，我还是不忍搅了她的兴致：“几寸?多少钱?”
“价钱你就不用管了，至于几寸么，肯定够大，你放心，我算过了，我们一家三个人，章聿肯定也会过来吧，对了，另外还有——”
我胸口有些发闷，好像穿着臃肿的棉衣：“章聿这次不会来。”
“啊?她家里有事吗?没空?”
“嗯……反正，不过来……”
“要死，你怎么也不早点儿跟我说?”她突如其来地沉默了，“没事……反正你记得别迟到，下午四点，在皇朝酒家。”
“还订了饭店?”
“不然呢，难道要随随便便过吗?毕竟是三十岁，是个大生日呢。”
我不由得苦笑了一下：“行吧就这样吧。”等挂了电话，仿佛弹射回来的卷尺，我想起这一次老妈居然没有如同以往年年岁岁的惯例般，在每次生日的话题之后用上她固定的关门句型——“你又长了一岁，怎么办啊。”或许她习惯性的伤感在撞上我的三十岁时也开始畏首畏尾了，她认为自己是面对一个连前五名也没有拿到的失败者，电视直播的镜头上干脆没有了我的镜头，我在她压根儿看也看不见的地方追逐得气喘吁吁却无济于事，所以她即便有再多话想说，“怎么了”“为什么”“哪里不对劲吗”“你自己什么感觉呢”“症结在哪里”，也必须忍，忍成一个掌心，盖在我精疲力竭的背上。
说毫无畏惧，说心如止水，说拥有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游刃有余，那必然是谎话。十年前，由十九岁进入二十岁的时候，我已经迫不及待地将之定义成青春的逝去。尽管实质上只是相距一天、一晚，甚至一小时、一分钟而已，可十九岁的我和二十岁的我之间却做了美好的诀别。一双手扯着纸张的两端，迟早听到分道扬镳的“咝”一声。从那以后我开始将一些必然的冷漠和决绝武装起来，也抛下了对于诸多事物的迷恋。我只能背负那么多的重量，我的行囊只有固定的容积，所以装进了“事业心”和“成就感”就得拿出“白日梦”，就得割舍“乌托邦”，我做着干练的加法，和萧索的减法，在不知不觉中，走上了独身一人的道路。
那么，由二十九进入三十，我还能抛弃什么、增添什么呢?还有什么会在我面前狭路相逢?它们逼迫我做出最艰难的选择，它们非要不共戴天。
门铃在二十分钟，也许是三十分钟后响。在这二十或三十分钟里，我穿着拖鞋，像只悠闲的猫一般踱着步子，心头却有一只毛躁的小狗在拼命挖着泥土。但马赛总算按下了门铃。他换着休闲便装的样子，与往日细水笔勾勒的轮廓不同，是潦草跳跃的彩铅，到了他标志性的笑容上才重了下来。
是我打电话告诉他，找到了可以替代的发票：“要不你过来拿一下?”我不知道他回答前有没有一丝犹豫，因为我直接填住了也许会被他停顿出的空白，报了一串地址过去，“记下了没?”他回答我：“再说一次?”
“进来么?”我问。
“要换鞋吧?”他侧面地答应了。
“嗯。换一下。”我从墙角掂起一双绿色的拖鞋扔给他。
“女式的?”
“我这里怎么会有男式的?”我反问，“穿不下的话就光着好啦。”
他用嘴形笑，活生生无防备下的莞尔，我退后着，把他让进客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