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领完证，路肖维带钟汀来看房子，地板上还散落着A4纸，四周空旷无一物，种种痕迹表明前任房主刚搬走。她第二天再来的时候，该有的家具基本都有了。
两个人都没有想过要把墙重新粉刷一遍。
她把家从里到外检视一遍，不用思考她就知道他这两年怎么过的：大部分时间住在酒店里，然后隔些天请钟点阿姨把家打扫一遍。
这个人对家庭生活实在缺乏兴趣。
从浴室洗完澡出来吹头发，丁女士来电话说让她和路肖维一起回家吃饭。
“你爸特意为你下的厨。”
“其实把菜码准备好了，我回去做就行。”
“你爸的厨艺还是有进步的。”
母亲的话对钟汀完全没有任何说服力，她对钟教授的饭菜从来不惜溢美之词，用词之夸张令钟汀一个文科生自愧弗如。她开始觉得是母亲味觉失灵的缘故，后来才发觉这是丁女士的阴谋，一个女人为了不做饭真是什么都能说得出来。
丁女士是N大高分子研究所的，大前年到退休年龄，她手上的研究生扎推儿准时毕业，又加上一堆海归青千等着占坑，所里自然不会挽留一位副教授，于是便按时退休了。
最高兴的莫过于钟教授，他想着丁女士一退休，炒勺也可以交接给她，总不能他在有论文要写有项目要做有学生要带的情况下，还要给一个没有工作的人做饭吧。对于丈夫的要求，丁女士并未推辞，而是十分豪爽地答应了，并且把实验室里的严谨带到了厨房，拿着天平称量食盐，酱油醋橄榄油一律用不同的量杯精确到毫升，量杯上贴了小纸条以示分别，就连黄瓜切段也要讲究等长等宽，在目睹丁女士切一根黄瓜用了一刻钟后，钟教授又把炒勺收回到了自己手里，同时他也感到了自己的不可或缺。
丁女士深谙鼓励教育的精髓，数十年如一日地对钟家父女二人使用这一套。
她从衣箱里抓了件浅灰色衬衫并长裤匆匆换了，把给父母准备的礼物塞到大包里，然后给路肖维发了条短信，告诉他自己去长白苑了。
从绛石园到长白苑，步行也就半小时，她打了个车很快就到了。
长白苑是九十年代末建造的，到二十一世纪初N大和K大各得了六百个购房名额，这个地段的市价当时要七八千，如今价格涨了十倍不止，不过那时卖给教职工只要两千二。当然不是谁都有资格买房的，那时钟汀他爸还是个四级教授，因为名单上有一位大牛决意辞职，得以替补第六百名，获得了一个两居的购买资格，在此之前她家住在N大北苑那栋没有电梯的老楼里，房子坐南朝北，很少见太阳。
不过钟教授并未因从五十平的两居搬到八十平的两居感到如何兴奋，住他家对门的是学校继续教育部的一个处长，房子是一百二十平的大三居。
钟教授在批判N大的官本位时，总要以此为例。
幸福是比较产生的，对比降低了钟教授的兴奋度。
她家住六楼，门牌号是602，在电梯到达之后，一个外卖小哥儿抢在她之前到了602门口，并开始打电话，钟教授是在拿外卖的时候看见女儿的，面上流露出一丝尴尬之色。
钟汀进了门，换了拖鞋，把带来的包放在沙发上，洗完手便去帮钟教授把外卖装盘。碗碟都是天青色的汝瓷，前几年钟汀特地去汝州定制的，有一阵她爱上了收集餐具，写美食专栏赚的稿费和博士津贴大都花在了这方面，她捣鼓来的餐具占满了整个五斗橱。
后来她结婚的时候，还把餐具带走了一部分，钟教授对这桩婚事十二分的不满意，正好借碗发挥，“真是女生外向，结了婚连家里的碗都不放过。路家莫非连个碗都买不起？”
钟汀也不示弱，“现今男女平等，我用的碗为什么要用别人来买？”
血缘是最好的洗涤剂，不多久那些龃龉嫌隙就被冲刷得一干二净。钟教授彻底原谅了女儿，只留下对女婿的不满。当今时代，知识分子在和商人的斗争中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基本以失败告终。他钟教授去菜场买个菜，还不是经常被那些缺斤短两的小贩给骗了吗？学苑路菜场里那些八两秤都是为N大的老师准备的。无商不奸，买卖越大越奸，姓路的小子存了心来骗他的女儿，钟汀岂有不上当的道理。怪只怪他把女儿教得太单纯。如今木已成舟，他也只能认了。
“肖维怎么没一起来？”话是丁女士问的。
“他忙，现在还加班呢。”
“你怎么不早说？你妈好去接你。”
钟家是一个分工很明确的地方，像开车修理家用电器这种无足轻重的工作都由丁女士去做，而像切水果做饭把碗碟放在洗碗机这类十分重大的事情，都是钟教授的责任。
“从咱家到机场可不近，来回一趟也够累的。机场出租车多着呢，我自己也老大不小了，还能丢了不成。”
“这是两回事。你两年不回家，他再忙也该去接你。为人丈夫的，如果连这个时间都没有，为什么要结婚呢？”
钟教授从不掩饰他对路肖维的不满。
他对这桩婚事一直是不支持的，首先他对女婿的职业就十分的不满意。士农工商，钟教授一直将这作为等级排序，他自以为士，素来以为自己高商人一等的。况且还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渊源。可钟汀非要同路肖维结婚，他也只能接受。毕竟女儿没像外甥女一样一结婚就去做家庭主妇，也不算十分的忤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