甫一坐下，更显得她对面的位置空得刺眼。
孟先生却没再招呼哪一个坐上来，过了一会儿拿起菜单，乐呵呵地问秘书：“谦南到哪了，还没来呐？”
坐在下首的温凛神情僵滞，脸色更胜过当晚的天气。
那天上海下了场大雨。
沿海城市的暴雨，像西风狂卷珠帘，雨水漫成帘幕，一层一层地被掀走。杨谦南堵在交通瘫痪的过江隧道，心里不是没想过，要不甭去了。
但孟先生是叶蕙欣的朋友。
叶蕙欣算是个社会活动家，担任几个海外佛教机构的名誉主席，不管事，只管每年往里头捐钱。这次他来上海帮叶蕙欣办点事，孟先生听说之后，便说要尽地主之谊，招待他一顿饭。
杨谦南拉开包厢门的时候，表情真没比温凛好多少。
寂寂清室中，她敛着双眸，脸色微微发白，一条素绸裙子映着红彤彤的灯笼，像个待嫁的新娘。
*
人们回忆2016年的十月，总会说起那年闹得沸沸扬扬的诺贝尔奖，把文学奖颁给了一个歌手。
Bob Dylan。
温凛至今记得，他在北京开过一场演唱会，在工人体育场。
那是2011年的4月，杨谦南带她去听演唱会，她因为身体不适，蔫巴巴地窝在他怀里。
老爷子在台上唱着他盛名煊赫的那首《大雨将至》：
“I've stepped in the middle of seven sad forests（我跋涉在一片悲惨森林）
I've been out in front of a dozen dead oceans（我遇到十二片死亡之海）
I've been ten thousand miles in the mouth of a gr□□eyard（我在坟墓中前进了上万英里）……”
杨谦南在她耳边说，他已经物色好了合适的房子，等过几天捯饬捯饬，他俩就可以住进去。温凛问他在哪，他没告诉她，只说风景很好，很适合她养病。
“那屋里还有个炉子，民国时候就用来煎过药。正好让你捡个便宜，每天给你煮药吃。”
温凛气哼哼地坐起来，说你才每天煮药吃，你知不知道中药有多苦？
而老爷子仍在安静地唱：
“And it's a hard， and it's a hard， it's a hard， and it's a hard， （我感到那急剧的，猛烈的，呼啸的，疯狂的，）
And it's a hard rain's a-gonna fall. （那瓢泼的暴雨就要落下。）”
那是她在工体看过最简陋的一场演唱会，音响很差，布景是一块黑色的布，灯光是一盏白色的顶灯，七十岁的Bob Dylan抱着一把木吉他，嗓子沙哑残破。
像那段日子，贫瘠的，琐碎的，未加修饰的，当时只道是寻常。
而2016年的温凛，在上海无休无止的暴雨里，猝然与他重逢。
大雨还在下吗，可她已经听不到了。
她听见自己每一缕呼吸，听见杨谦南落座的窸窣声响，听见孟先生在和他寒暄着什么。可她听不见孟先生和她讲话，听不见主座上的人问她，温小姐喝酒吗？
温凛下意识点点头，连场面话都忘了说。
孟先生和杨谦南说了几句话，忽然想到了温凛，伸出手介绍，“说起来，温小姐还是你姑父的学生。你说巧不巧？”
着蓝色和服的女侍者纤手在各人面前置清酒。衣袂半遮半掩，杨谦南唇畔的笑意若有似无，直勾勾地盯着温凛：“是吗？”
温凛看着杨谦南面前一模一样的酒盅发怔。
榻榻米包厢里只能跪坐，他们相隔矮矮一张深色实木长桌对望，竟然是这辈子最举案齐眉的时刻。
她掩饰性地点点头。但杨谦南仿佛觉得场面有趣，故意问她，都学了些什么啊？
温凛仓皇间，只好用眼神向孟先生求援。
孟先生大笑，说：“学生都是这个样子，一毕业，学问通通还回去。”他侧身挨着温凛，小声问，“温小姐毕业有五六年了吧？”
温凛答四年。孟先生感叹道，那还很年轻啊。中年男人的手突然盖住温凛持杯的手，牢牢捏了个严实，意在言外地勉励：“这后头的路还长着。”接着仿佛劝诫似的，在她手背上拍了两拍。
杨谦南面无表情，看着她手腕微微颤了一下，纤细葱白的手指像一只受惊的雏鸟，下意识地想拢起来，却只能僵挺在原处，陪孟先生虚与委蛇。他浅抿了一口酒，侧眸和旁边的人交谈，仿佛她只是一个最普通的，仗着年轻攀附权势、自以为能刮下一层油水的姑娘。
那顿饭，温凛吃得味同嚼蜡。她甚至忘了自己来这里的目的。孟先生问她几个问题，她都答得呆呆木木，后来就再也没有她可参与的话题。满室言笑晏晏，温凛坐在一个醒目的位置上，沉默得几乎尴尬。
没一会儿，她借口上洗手间，出饭店抽了一根烟。
她回去时，杨谦南正倚在过道里。今晚的客人仅有她们这一桌，一盏盏日式庭院灯照亮昏寂的走廊，在他脸上投下幽然光影。
他淡声问，“什么时候回的国？”
温凛说去年这时候。
他点点头，神情不明。
温凛笑笑，问：“你呢。怎么来上海了？”
杨谦南模棱两可，只说办一点事。他视线朝着廊道尽头古寺禅房般的布置，不知想起了些什么，忽然道：“你和孟锦文很熟？”
温凛摇摇头，心道怎么会呢。里头那些食客都在心里看她笑话呢，只有杨谦南，明明最该看她笑话的，可他的脸上没有鄙夷，没有怜悯，甚至没有温柔以外的神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