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在图书馆读书和在医院实习以外，谭央最常做的就是往上海写信。夜阑人静，图书馆里人少了，一杯用于提神的咖啡放在手边，厚厚的医学书籍挪到一旁，谭央摊开纸便开始写家信，写上七八张都不觉得多，对着信纸就好像对着丈夫女儿一样，说不完的话，在异国的见闻，新近的想法，叮嘱他们注意这个注意那个。常常是一封信十来页，到学校旁的邮局邮时总因为过重而多付邮资。
当然，对于这样一封封的家书，毕庆堂的反应每每令谭央哭笑不得。刚开始他也回信，他不是擅于通过文字来表达感情的人，雪白的纸，大大的字勉勉强强写满一页，还都是言之无物。这样的男人，行动力强，不爱拖沓，让他说情话、诉相思，用嘴用行动要比用纸笔容易得多。
于是常常谭央这边几封浓情厚意的信邮出了，上海那边才不紧不慢的邮来一封，薄薄一页，统共也没几个字。有时候毕庆堂还拿报纸来充数，报纸上写着缫丝厂开业了，上面有一张油墨印的照片，是开业掀牌匾上红绸的情形，模模糊糊看到毕庆堂的侧脸，他志得意满的笑，换了头型，穿着中规中矩的西装，俨然一个成功的生意人了。谭央看着报纸，书桌上的一面镜子照出谭央的面容，秀美温婉中现出智慧与平和。有知识和追求的女人，美丽不是浮起来的，那是沉淀下来有底气的美。
流光把人抛，时间与境遇也都悄无声息的改变着婚姻中的男男女女。
一段时间后，可能毕庆堂对如此来往的信件也觉得有些过意不去了，就对谭央说，学业繁忙，闲下来多休息，不用总写信来了。谭央依他的话，一个月没有写信，一个月后，他又来电报，“若是有时间，写信告知我在德情况。”谭央拿到电报不禁莞尔，于是密密的写了一封信邮了出去，信末尾还写着，“大哥，以后我写给你便好，你不用回信的。”里面有小女子的大度，小女子的善解人意，这套做派，最对毕庆堂的心意。
转眼到了冬天，赛德勒先生知道谭央的先生孩子都在上海，于是特地早放了她十天，海德堡大学的寒假之前，谭央就踏上了归国的旅程。
到上海时，是个清晨，天阴沉沉的，那一趟油轮下船的人很多，加上来接船的亲朋好友，一时间码头上人头攒动，谭央被人群往外推，并没看到毕庆堂。她有些气馁的向外走，眼睛一亮，看见停在一边的毕庆堂的小汽车，司机看到谭央就连忙帮她拎东西，“太太，您没看见毕老板吗？他在里面等你呢！”
谭央闻言一路小跑的往回找，人已经走的差不多了，码头上，一个熟悉的背影穿着风衣背对着她站在岸边看着油轮的出口。“大哥！”谭央开心的叫，毕庆堂回过身，他风衣里裹着四岁的女儿，小言覃从父亲的领口露出小脸，滴溜圆的眼睛眨阿眨的看着谭央，毕庆堂满脸笑意的抚着女儿的头，“囡囡，刚才爸爸教你什么了？”小姑娘一笑，眼睛眯成一条缝，奶声奶气的说，“妈妈，囡囡想妈妈。”谭央听了，扑过去就要抱女儿，却被一只有力的臂膀揽在了怀里。
寒冷的上海滩的清晨，一家三口在码头紧拥在一起，太阳从乌云的后面悄悄探出了头，海面一片波光掩映……
☆、44.（42）返沪
这一年的冬天很冷，一家人在一起的日子，总是过得飞快。一九三四年春节一过，谭央就要离开上海回德国上学了，走之前，她和毕庆堂回了趟同里。从民国十三年到民国二十三年，谭央深爱着的父亲离开她，已经整整十个年头了。
烟雾蒙蒙的水乡安守着自己的本分，脉脉如流水，日积月累将静默铸成了永恒。清晨，毕庆堂和谭央带着两个随从，拎着祭品去了谭央父母的墓地。去的路上毕庆堂就同她商量，“不要触景生情，不要太伤心，到时候我把咱们的情况说给两位长辈听，免得你一说，又要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像那年一样再病一场就不应该了。”
到了地方，他们倒是愣住了，碑前摆着几个碗，碗里放着风干了的点红馒头和皱了皮的水果，旁边还有一坛酒，那是谭央父亲生前最钟爱的——济宁金波酒。“前两天刚有人来祭过父亲，是谁呢？”谭央蹲下身，抚着墓碑自言自语的说。“会不会是在同里的什么亲戚朋友？”毕庆堂提醒她。谭央摇头，“父亲在同里一向深居简出，没什么朋友，几个亲戚也是母亲娘家的远亲，来往很少，马叔叔还在天津，我实在是想不出会是什么人。”
毕庆堂也没吭声，将那坛酒挪了挪，摆上他们带来的祭品。之后，他的目光又落到了酒坛上的那五个字上——“济宁金波酒”，他眉头下意识的跳了跳，不知想的什么。接着谭央开始与父母说自己这两年来的事，说着说着就有些伤心了，毕竟自己的小家庭、自己的上进、自己的幸福，亲人都无法亲历目睹与分享，的确是人生的一大憾事。谭央说得差不多了，毕庆堂才猛然想起来，他刚才一力担当下来要替谭央说的话，他竟然都忘了。
从墓地回来，走在同里的街上，谭央看着一家很大的铺面，轻声说，“那儿原来是家不大的药铺，父亲病着的时候，我总去那里抓药，没想到，现在开得这么大了。”毕庆堂的眼皮不易察觉的抽动着，很敷衍的嗯了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