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回到毕公馆，谭央因为累了，很早就和女儿上楼休息了。毕庆堂将书房的门关紧，拎起电话听筒拨了号码，继而用不高的声音寒暄着，“张局长吗？这么晚叨扰，真是不好意思啊！哈哈，你们警察局是什么地方呀？我怎么会常去？我毕某人可是守法的良好公民……”
谭央回海德堡后，投入了紧张的学习中，暑假由于学业紧张，谭央没有回国，倒是毕庆堂带着五岁的言覃来到德国看妻子，在海德堡盘桓数日方离去。1935年8月，作为德国总理的希特勒兼任了德国总统，并将总统与总理两个职务合二为一，称为元。德国国内的局势由此生了变化。
一九三五年的年底，谭央从德国来电报，说是要推迟三个月回上海，毕庆堂看见第一句，又气又恼，待到看见第二句，又眉开眼笑起来，她说她打算抓紧完成学业，回来就再不走了。
转年刚过了春节，午夜时分，上海的码头上，一盏盏煤油灯吊在高高的木杆上，随着海风摇摆着。灯下的岸上站着三五成群的人，有的人抄着袖口掂着脚，望向漆黑的海面，他们时不时的交谈，从口鼻呼出的白气烘托出上海冬夜的寒冷。毕庆堂披着一件大衣站在汽车旁，手中捏着一支烟，带吸不吸的，随从、司机和他站在一起，说着可有可无的闲话。
这时，一阵汽笛声由远及近，海面上渐渐的勾勒出了轮船的轮廓，毕庆堂撇下手中的烟，紧走了几步，嘈杂拥挤的人群集中目光看着船舷。这趟船上的人很多，由于欧洲局势不稳，不少留学生都提前完成了学业归国。即便满世界都是乱世动荡，归国回乡也总是人的本性。
毕庆堂蹙着眉看向出口，直到一个身影晃动在他的视线里，他一笑，整个面部的曲线也都柔和了起来。毕庆堂喊了一声，“小妹，我在这儿！”说着，他摘下头上的礼帽挥了挥，推开人群向谭央的方向挤过去。谭央看见毕庆堂，眼睛一亮，脆脆的喊了声大哥，便往这边跑，到了近前，毕庆堂将手上的礼帽狠狠的扣到谭央的头上，“臭丫头，终于给我野回来了！”
谭央笑呵呵的望着他，毕庆堂本是顺势去揽她的肩的，却看见了她手上拎的箱子，于是就接了过来。“这么沉？”“书嘛，全是书！”“还有东西吧？我叫人去船上取。”说到这儿，谭央像忽然间想起了什么似的，回身道，“噢，大哥，我给你介绍个人，多亏了他帮我把箱子拎下来！”
顺着谭央的目光，毕庆堂看见了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戴着金丝眼镜，白净斯文，他站在几丈远的地方冲着毕庆堂点头，礼节性的一笑。谭央走了几步过去，“胡先生，真是失礼了，忘了给您介绍，这是我的先生，毕庆堂。”然后谭央挽着毕庆堂的胳膊说，“大哥，这位是胡连城，柏林大学的法学博士，一路上多蒙他照顾了。”
毕庆堂将手伸过去，两个人握了握手，“胡先生，内人给您添麻烦了！”胡连成摇头笑，“哪里，大家背井离乡，是要相互照顾的，”说着，他扶了扶眼镜，眼睛里闪过一丝读书人不常有的狡黠，“谭经常和我说起你。”雄性动物对威胁是异常敏感的，闭着眼用鼻子闻都闻得出来，这话里藏着含混不清的亲疏远近，叫毕庆堂听了异常恼火，待要反唇相讥，倒是谭央扣住毕庆堂的手臂，带着几分不悦抢先一步说，“大哥，我逢人便爱念叨你，大家听烦了，私下也都笑话死我了。”
这种时刻，妻子表现出来的同仇敌忾叫毕庆堂心中飘飘然起来，他带着居高临下的胜利感，谦虚着，“就我也值得你到处念叨？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胡连成听罢，不尴不尬的笑了。
胡连成见自己寻了个没趣儿，便将箱子放下，笑着对谭央说，“谭，既然有人来接你，我就先走了。”说罢，很有绅士风度的微微欠身，要走之前还对毕庆堂点了点头。“胡先生，家里人没来接吗？”毕庆堂随口问了问。“噢，我没告诉家里人我回沪的确切时间。”毕庆堂摸了摸鼻子，爽快一笑，“走，我们送胡先生回家。”接着，毕庆堂不由分说的将胡连成往车上让，异常热络。谭央见状，似乎领悟出毕庆堂的用意，颇为怨怼的白了他一眼。
胡连成见实在没法推托，便硬着头皮上了车。毕庆堂一开后排车门，就看见一个梳着童花头的小姑娘，躺在车后座的羊绒毯里呼呼大睡。谭央见了连忙坐进去将女儿小心的抱在怀里，言覃吧唧了两下嘴，在母亲的怀里继续睡觉。谭央一味的开心，还埋怨着毕庆堂，“大哥，你看你，这么晚也要把囡囡折腾出来。”毕庆堂转身看着胡连成，吐着苦水，“你看看，都不说大半夜的把我折腾出来，心里只有我们这个宝贝女儿。”胡连成笑了笑，讪讪的说，“在船上谭小姐说她有个六岁的女儿，还以为她是玩笑呢。”毕庆堂本来想说，你不愿相信的，你就以为是玩笑呀？可话到嘴边，他又“慈悲”的收回了。
在车里，谭央守着女儿，眼里心里只有孩子，大哥长大哥短的问了不少女儿半年来的情况。坐在毕庆堂旁边的胡连成颇为无趣，只有转头看向车窗外。后来谭央觉得有些冷落了客人，就对毕庆堂说，“大哥，咱们先送胡先生回家吧？胡先生，您府上在哪里？”也不等胡连成回答，毕庆堂就笑着说，“我的傻太太呦，人家是咱们的邻居，也住在福煦路，胡府的大公子胡连成，你呀，什么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