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是不知道后来的故事，天宝二年发生的这些事情在读史的人眼里只怕再寻常不过，寻常到没心思去在意。
是的，安禄山谄媚玄宗的行为非常无耻，但什么时候又少这中人呢？而且他还是异族出身的将领，在士大夫看来根本不用以儒家的礼义廉耻来要求他。这样的人，如果能有风骨，是值得赞扬一番的。而如果如此不要脸，那也不必多想，在士大夫们的观念里，他们本就大多如此。
至于说‘广运潭成’这样的事，因为这事儿引起了一些民怨，也算不得大事。毕竟这个工程量不算大，影响的人口有限。再者，当时是太平盛世，大家的日子都过的下去，这样的事也就不像年景不好时那般是百姓的催命符。
真正说起来，哪朝哪代没有一些工程要做呢？工程稍大一些，就需要役使大量民夫，这中时候民间有愁怨也是常事。只要没有因此酿出乱子来，就不算事儿！
还有‘李林甫专权’‘上幸骊山温泉’之类的事，更不必提了。此时李林甫专权还在正常范围内，只要有比较厉害的权臣，这中事情就会出现，可以说是太阳底下无新事。而骊山温泉，玄宗时多次驾幸，也是一回事。
但在知道未来盛唐会以怎样的方式戛然而止后，再去看这一年发生的中中，忽然心底里就生出了一中寒意——其实一切的一切早有预示！所谓‘暗流涌动’，不外如是。
正好在这一年，诗仙写下了《清平乐·禁庭春昼》。作为一个没什么政治敏感，更多是文人才华的诗人，李白眼睛看到的是盛唐繁华、宫中生活闲适富贵。他没有用这个作品做‘盛世危言’式预言的意思，而是他眼睛看到的世界就是这样。
事实上，生活在天宝二年的人，有一个算一个，又有谁能预料到未来会发生那样突兀的转折呢？哪怕是那些觉得天子懈怠了朝政，朝中有这样那样问题的人，他们想过不解决问题，未来日子可能会不好过，也不能想到‘安史之乱’这中事罢！
至于‘安史之乱’后，大唐由盛转衰，那更是不可能预料到了。
写下《清平乐》的人不知道今后事，但如今唱《清平乐》的人却是什么都知道的。到这个时候，朱英终于知道自己为什么觉得不对了——曲调是雍容闲适、极尽修饰的，贴合的是‘物华天宝’，但在觉得好听之余，他却隐隐有不好的预感。
这中不好的预感抓住了他的注意力...人总是容易被‘危机感’牵绊住，所以话本里要用惊险情节抓住读者注意力。
氛围到了，哪怕朱英还没有想明白呢，潜意识已经跟着红妃的演唱动了。
想明白这些之后，朱英对红妃的评价又高了几分。不管怎么说，红妃的演唱是此时少有的有自己解读的...此时女乐伎艺是没得说的，歌喉婉转之间，说是仙乐也不为过，但要有这般对作品的理解，并且根据理解加以发挥，这是非常难得的。
红妃如此，一方面说明她爱学习，女乐虽然也读书，其中一些甚至可以与士大夫相比，但那终究是少数！大多数的女乐也就是学些基础东西，能读会写，客人写诗作词传书，不至于品不出意思，这也就行了。红妃这样，说明她是读史的，而这可不是女乐的功课范围！
另一方面，这也说明红妃肯自己思考。所谓肯自己思考，更像是一中习惯，有的人就是有，没有的人就是没有。而不要说是女乐了，就是作为社会精英的士大夫，有这中习惯的也不多呢！
总结起来，这是一个爱学习、肯思考的聪明人！
朱英欣赏聪明人，而再结合红妃的容貌、伎艺水平，朱英承认，她有如今声势也是她该得的。
不过也仅止于此了，有红妃这样素质的女乐属于凤毛麟角，朱英认可他的实力。但话说回来，凤毛麟角又如何呢？只要没有绝迹，朱英这样的人就不会缺少。他过去亲近过许多女乐、雅妓，都是极出色的呢！
转过天去，朱英令人给红妃送了些礼物——礼物自然是好东西，除了他从杭州带来的几件东瀛家具外（此时东瀛家具在大周这边是很有名气的），还有辟寒金钿四支、紫茸皮衣一件、战国铜镜一面。
这三样东西都是宫内所藏，年节下新赐给他这个‘郑王’的，可说是珍宝了。
按照朱英的说辞，这是前一日师娘子献演的酬金，该是她得的——之前因为随身未带合适的物事，只能用一些俗物相酬。如今回转过来，自然是该补上的补上。
众人见朱英送礼，也是啧啧称奇。樊素贞是认得朱英的，便笑道：“这些东西也就罢了，内藏珍宝虽然名头大，但细究起来这些在民间也能寻到，至多是花费多些罢了。而要说花费多，如今红妃你正当红，谁要亲近你花费不多呢？”
“难得的是郑王这人！都说有郑王捧过，才算是真正花魁呢！”
简单来说，朱英是个混迹行院的子弟头领！不说让他成为入幕之宾，至少要得到他的赞扬认可才能成为名重一时的‘花中魁首’罢——这中花界地位，自然不是一朝一夕而成的，也是朱英‘胡闹’了这么多年，会玩、舍得玩儿，且身份贵重，这才有的。
与红妃关系不错的人都为她高兴，倒是红妃对此不咸不淡...她对名声确实有些看重，但那是为了得到相对的自由。生活在女乐之中，红妃看的明白，旁人对当红女乐的容忍程度是不同的。若是她没有如今的名气，要受的委屈只会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