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伸出手摸了摸她的脸，微笑着，却又有泫然的泪意……
栗子树结了果，孩子们在树下捡拾大人用竹竿打下的果实，银铃般的笑声，被秋风吹得零散，就似转眼间，小孩子长大了，玉澜堂的斗拱下空了燕巢结了蛛网，院外停的汽车没有了，那个胖乎乎的司机没有再出现，做家务的老婆婆也走了。门上的牌匾被摘下，大门多半时间都敞开着，门内的一切对于外面的人都不再陌生。
那里成了街道居民委员会和工商部门的办公室，剩下的几间屋子，用来办了一所幼儿园。幼儿园的名字与“盐店街”就没有什么关系了。盐店街上再没有了“玉澜堂”，多了一个叫“栗子园”的地方。
林先生和他的儿子住在朝北的几间屋子里，隔了一片竹林，屋子外头堆了些大件家具，就那么风吹日晒晾着，它们的主人则深居简出。有时父子俩大清早天还没亮便一同步行至盐场，路途远，走到厂房时天就亮了。林先生是依旧担着要职的，但有时候人一旦消除了神秘感，离得越近，钦敬的心就淡了，更何况被戴上了帽子，年轻一点的人看他的眼神中，多少就有些鄙夷之意。
武红旗进了“栗子园”幼儿园，在盐店街上渡过了她的童年和少年时光。武保家转业在统战部工作，小柳在工商联做会计，一家人都没有想过会在这个川南小城生活这么长时间，一家三口渐渐习惯小城多雾的阴冷冬天和它空气里清润的盐的气息。小城中哪有什么沧海桑田，不过是一天天消逝在平凡人生中的寂寂流年。盆地厚重的云层，再深重的悲喜也被它遮盖得悄无声息。
武红旗最后一次见到林家父子俩一起出现，是读技校那年暑假。在“栗子园”的花园里，林先生坐在一把老旧的椅子上，肩上搭着一块布，儿子站在他身后，拿着一把小刀，就着一盏破旧的玉兰花灯，给他修剪着头发。林先生神色平静，闭着眼睛，就像在睡觉休息一般，光线落在他的脸上，鬓边白发宛如透明。而身后的英俊青年，用左手拿着小刀，那般小心翼翼，萎缩的右手轻轻为父亲扫着肩头的碎发，细心的人会发现——他的眼中，是晶莹的泪水。乘凉的人们是聚在一起的，聊着聊着，才发现这对父子在那个角落，可见他们有多静，静得宛如不曾出现过。剪完了头发，儿子找来一把扫帚把地上打扫干净，倒了垃圾，将没有点完的蚊香收好，和父亲一起默默走进了那片竹林。
武红旗后来听说，林先生的儿子被送去了遥远的新疆劳改，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有几次她在甜食店金福记看到林先生，人瘦了许多，衣服虽然很久，但依然整洁，顾盼间虽免不了寥落，但依稀余有神采，毕竟曾是个轩昂周正的人物。
她想起那次在吃晚饭时听到父亲说过的一个词：“釜底抽薪。”
林先生很少去工商联领每月的股息，有一次不知为何去财务室，说想从自己的股息中支取一点钱。
小柳做不了主，让林先生去找方主任，方主任很不耐烦，但又没办法，其实原本该给一百多元的，想了想，点了二十四块，将钱甩桌上：“去去去，老林，拿了就走吧。”
男人并没挪步，一张张数着手里的钞票，二十四块钱，慢吞吞数了两遍，数完了，抬起头，修长的凤眼闪闪发光：“方主任，您刚才叫我什么？”
方主任翘起二郎腿：“老林啊，怎么，听不惯啊？难不成要我叫你林老爷？”
沉默了须臾，男人也不过笑了笑，“当然不是。我只是没听清，以为您叫别人，现在我听清楚了。方会计，再见。”
说完转身离去。
他一出门，方主任转头对小柳说：“当年怎么没把这龟儿枪毙啊？革命是什么？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这些漏网的败类，阶级敌人，牛鬼蛇神，天生长着一张欠收拾的脸，对他们绝不能宽宏大量，就该整死这帮龟儿子！给他发工资？我一个月才十五块七，他就二十四了？凭什么？他对国家、对人民做了什么贡献？这寄生虫，吸血鬼，臭资本家！我日他先人！”
说着义愤填膺，满脸通红，猛捶了几下桌子。
小柳咳了咳，轻声说：“他捐过飞机打日本人，这条街，这栋房子也是他捐给国家的。”
“那是他该的！”方主任眼睛瞪得铜铃般大，“他的一分一厘都是剥削人民得来的！你敢说不是？！嗯？”
小柳只好点头。晚饭闲聊时跟丈夫说了，武保家半晌没吱声，过了许久方道：“孟家那位现在被关着，他去要钱，多半也不是用在自己身上。”
“不是说了要宽待要保护的么？怎么还关着。”
“有海外关系在，肯定是要多吃点苦头的。林老师来求，秦家的人也来求，所有人跑得团团转，没有用。好在大部分老职工念情，不落井下石，写联名信求工会保人。老隋跟我看不过去，也想了很多办法，要不哪会是关着那么简单？”
“老隋自己都是泥菩萨了，你别跟他凑热闹。红旗还在读书，家里不能出事。”
“唉，这些老家族对国家建设是有过贡献的，如今被釜底抽薪，已经筋脉尽断。可怜，可怜。”
“嘘……”小柳看了一眼低头吃饭的女儿，“孩子面前别乱说话。小心点。”
武红旗听在耳中，嚼着口里的饭粒，如鲠在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