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戴着氧气面罩，看到我，第一句话就是：“你怎么把头发剪了？”
我说：“我戴着帽子，你怎么知道我把头发剪了？”
“刚刚我看见你了。”
“哦。”
我在她身边坐下，看到她的手背青黑一片，那时我本该拉住她的手。但我没有，我觉得她的手一定很痛，碰一碰，我心里也会刺得难受。前几天还看起来好好的一个人，到底为何突然变成了这副模样……
“晚自习呢？”
“今天开始通学。”
“那你的数学怎么办？”
“操这么多心，氧气都不够你吸的。”
我腻烦她问我的成绩，她也讨厌我提她的病情。我只能干坐着与她大眼瞪小眼。因为除了这两样，好像也没别的可说。
回家的最后一班车在八点，在走之前，我把这几天的手术费、医药费清单对了一遍。那年她的全部存款有25万左右，在我们村上已经算是非常富足阔绰的了，具体多阔绰，我没有概念，只听说郭叔一个月跑车能挣三千多，一家四口都依仗着他。我姐姐再有钱，平时再节俭，也抗不过碰上件费钱的大事：手术费18万，重症室每待一天就要一万多，很快我们的余钱就只剩下一些零头。这是她一边抚养我一边努力工作存了10年的钱啊，却只用了几天就见了底。
看吧，人不能摊上大病，一旦摊上，钱就会变成不值钱的数字。而这数字，总是由正及零，甚至会趋于负数的。
第4章 好好的一个家，剩下的两个人变……
我长达10年的自卑期始于2005年的秋天，而郁盛对我的拯救也是从那时开始的。
学校对姐姐的不幸遭遇以及我本人的生活窘境表示同情，很快就组织了募捐活动。一夜之间，我成为全校师生的援助对象，助学金和低保补助也在老师和村民的奔走相助中落实下来，对此我感激不尽。我们攒到了一个疗程化疗的钱，但却远远不够——姐姐的宫颈癌已达三期，医生好不容易冒风险给她做了手术，后面的抗扩散治疗至少还需要三个疗程去巩固。
一落千丈的成绩，随处可见的来自同学的“怜悯”，甚至十六岁的高一新生经过我身边时都要讨论说：“看呐，那个就是父母双亡、姐姐还得了癌症的学姐，实在太惨了。”老师们每天盯着我的课业，医院的一张张收费单等着我去付款，我在学校、家和医院三点一线每天往返，机体能量迅速消耗着。原本身高蹿到160公分的我仿佛停止了生长，体重从50公斤掉到不足45，仅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我才15岁，但我却开始麻木了。
10月底出期中考试成绩，我以数学75的“高分”再次当了全年级最拐的“拐子”。全班46人，我排30名，在年级里排名更不用多说，显然是拉低了学校的一本率。自恢复高考以来，一中的升学率始终居于全市遥遥领先的位置，那几年的一本率甚至能高达60%，二本率90%。再这样下去，我非常有可能连二本都上不了，因为连历史和政治的成绩也在滑铁卢——我根本没有心思背书和考试。
姐姐躺在床上时被我气得昂起脖子骂我：“我出这么高的学费把你送进一中难道是为了看你上个大专？”
“上大专有什么不好的？读个三年就能出来工作了，厂里上班，朝九晚五。”我改不了贫嘴的臭毛病，“不对呀姐，你不是要教我做面吗？”
姐姐面无血色，连连咳嗽，我知道她不能激动，也不能感染，便好声劝慰她戴上口罩乖乖躺着：“田里的杂草我去拔，老丝瓜架和老扁豆棚我来拆，你安心睡一觉，醒来就能吃到我做的扁豆饭。”
“你不会弄就喊郭婶啊，反正我瘫在床上，她也没啥可说的了，说了我也听不见。”
“我才不叫她！”
说着我从她房里退出来，从廊檐里找了把镰刀，袖套和围裙都没戴就急匆匆往田里冲。下午在她房里待久了，没在意时间，要在天黑之前把架子都拆了才行，不然等到一场秋雨一场寒，田里这些破玩意儿就难弄了。
我在院子里这三四分地穿行，即使只有三四分，也被姐姐整齐划分成了十二块。搭架子的朝西边，矮个时蔬朝东边。昨儿我已经把四季豆和番茄这种矮架都拆了，剩下的大架子，虽然通体枯黄，但还是牢牢地扎根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干瘪的豇豆挂着长条随风飘荡，扁豆倒还有一些青紫色的串串，我也将能食用部分摘进盆里，高处够不到的，只能挥舞着镰刀东一刀西一刀地乱砍，不多时就攒了满满一盆的油润扁豆。
干了的老豆一定要留着做来年的种子，因为今年的豆也是去年留的种子种的。姐姐特意叮嘱我，晒的时候别忘了盖个帘帐，否则种子会被饥饿的鸟雀吃掉。于是老豆才能在明年长出新豆，良好的基因一代代传承下去，我每年都能有新鲜的豆角吃了。
可是明年也得有人种啊！
虽然我嘴上嘲笑她是个不修边幅的邋遢鬼，但我内心非常佩服她能从一个时髦的留美大学生积极转变为勤劳能干的农村妇女，果然优秀的人在哪儿都能发光，连种的蔬菜都要比隔壁家的肥/硕一筹。铲枯草的时候我看着边上圆圆的卷心菜这么想着，将来我的生活遇到更大的困境时，我也能像她一样既来之则安之吗？
我又想到她的病情，如果像医生所说，产生了不可避免的感染或者复发，我接下来要如何，我能安送她离去并承担起剩下只有我一个人的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