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是成功，这就是大功一件，纵使不在军中，最起码立下如此功劳，等到墨家占据江汉，对自己也大为有利。
再商议了一下，众人便都将心思一横，说道：“功名富贵，险中得求。吾等虽无利天下之心，却有顺大势之力。今日举事，勠力同心，若有背弃，纵为鬼也为东君烈阳所炙。”
盟誓之后，这些人中很明显的几个有心人便被推选为了首领，谋划了一番。
本身楚国的王师新军就受墨家的尚贤、平等之类的学说影响极深，这是楚王能够夺取洞庭苍梧平王子定之乱付出的代价。
这是某种意义上的军功爵制度，和泗上的体系不是一回事，但却都为那些血统不够高贵的人提供了一个上升空间和通道。
王子良夫的政变依靠的是大贵族封君们，依靠着自古以来“民可议政不可继位”的传统，政变上位之后并没有其余有资格继承的人站出来反对。
本来新军是一支可以借用的力量，王子良夫本身也是想要继续改革集权的，他认为他可以玩弄大贵族封君借助他们的力量上位，然后再想办法削弱他们。
如果给熊良夫一定的时间，未必就不能做出成绩。
然而他刚刚政变，墨家就立刻出征，使得他对新军的掌控并不能达到他父亲的手腕，可大战在即又没有时间大规模清洗，最多只是清除了一部分很明显的墨者或其同情者，这便是埋下的祸根。
凡有果，必有因。
新军中的军官在当夜四处串联，他们识字也知大势，对于前景极为悲观。
墨家获胜在他们看来几乎是必然的，放弃江汉他们将失去一切，亲人和土地都将化为乌有，之前的努力也会全部作废。
再者墨家的土地政策和他们的利益并不冲突，他们依靠军功完成了最原始的积累，手中有牛马有军功爵制度下的财富。
楚王的变法本质上是供养一批新的依附王权的新贵，而这批新贵不能够在将来威胁到王权，伴随着铁器和新式作物的传播以及受泗上的影响，这批新贵的土地不多，取而代之的是军功爵的俸禄。
新军中的低阶军官终究是庶民出身，而楚王能够拥有的土地数量本就不多，而且新军一定要在都城附近，所以也不能封到虚远之地。
故而新军中的新贵们，拥有足够的土地和免税权，但是并没有实地封邑，而是用“俸禄几石”的虚爵，这是生产力进步之下楚王能够做到的变革手段，也是为了防止这些新贵族们和旧贵族们同流合污的构想。
如果墨家攻下江汉楚地，对于这些新军中的军官而言并没有什么损失，相反如果墨家能够允许彻底的土地私有制和买卖，实际上他们反而可以很快地转型为大土地拥有者。
因为他们的家族很小，又投入了大量的俸禄经营土地，墨家这一次入楚动的是那些大封君、大夫以及整个分封体系的利益，和他们关系并不太大，反倒可以看作是楚王改革的延续。
不少人对于熊良夫派了一个宠臣的行为相当不满，这种不满又是有些戏剧性的。
其一，楚王的王权并不神圣，集权不成功之下，楚王的神圣性难以保证，而且还是贵族政变上位。
其二，贵族血统制度深入人心，虽然这些年开始质疑，但质疑需要一个过程。
这就导致新军的军官们有种很奇怪的心态：
如果这一次统兵的是真正的大贵族，因为之前的血统制度的传统，他们会接受。
但这一次统领他们的居然是楚王的禁脔宠男，这倒是“贵无恒贵”了，但要军功没有要能力不知，然后楚王的王权还不神圣并不能做到王命即法，反倒是引来了新军军官们的厌恶——要血统没有，大家都是一个样的，那你凭什么能上去？
种种因素之下，夜里这些军官们的串联极为成功，而旧时代下的统兵模式，也使得这种串联几无阻碍。
当夜，混乱不堪的城中便有各种流言，混迹其中的一些墨者也很自然地开始了推波助澜。
有说楚国这一次必败，要焚烧邾城为王公贵族们逃窜争取时间的。
有说墨家是来建设乐土的，之所以和楚国开战是因为王上无道反动政变。
几番流言之下，夜间城中竟不能安静。
第二天一早，几名军官便一起去见了负责守城的楚王新宠。
楚王新宠昨晚忧惊一夜，不知城中情况，待那几名军官抵达后，连声催问是什么情况。
这几名军官暗穿皮甲，配剑而入，先行发问道：“将军可知城中谣言？有说要准备焚城为焦土的，可有此事？”
楚王新宠不答。
军官又问道：“将军，若真有此事，恐为墨家所厌，以致上诛不义令。放火焚城却不疏散民众，此为战争罪，菏泽之盟犹在啊。”
“若真要焚城，何不立刻开城门疏散民众？”
楚王新宠道：“敌军不远，此时开城门疏散，必有大乱。况且人心浮动，如何守城？”
“此事非王命。但为臣者，当为王忧。墨家大军锐不可当，唯有焚城，方能阻碍。堆积柴草，是为忠；焚烧城邑，是为大义。”
“墨家侵入，事已至此，凡为楚臣，皆应死而报君。民不愿为忠君而死，我们便帮他们死。”
“汝等富贵土地，皆为王赐。食君之禄，为君分忧，你们执行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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