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畜大会这种公开仪式，就意在帮助牛仔抵制此类诱惑。打烙印时，通常有好几个牧场的人在场。较之更改壮畜的烙 印，在无主小牛的烙印上作手脚，或许成事的机会反要少些。说到美国西部的新技巧，很少有人能象“印匠”（或称“涂抹烙印者”）那样，把本领练到出神入化的地步。与关起门来炮制假画或假古董的人不同，“印匠”的行当规模很大。虽然一次露馅儿便可招来杀身之涡， 而每次作伪获利又不多，但一名“印匠”只要手脚利索，技术熟练，短期内就可以蓄起一支牧群，并且，他的伪造本领很快就会被人赏识，四处传播。
在牧牛业中，相当于橇杠或其它盗窃用具的利器是“草写烙铁”，简单的一根火钳，就可用来随意划出任何图案。搞到后来，它使得人们全部疑神疑鬼，以致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在得克萨斯和其它一些州实际上都禁止使用“草写烙铁”。其实，“草写烙铁”本来就笨重，不便随身携带，因此，精明的盗牛贼自有更方便的工具。只要随便找一块金属烧热，即使仅是一片破烂的马蹄铁，都可以用来抹去原有的烙印，换上一个新的。讲到方便的作伪工具，轻巧而又便于隐藏的，只需一段打包线或电报线就行了。卷绕起来，可把它们塞到口袋里，同时又能弯曲成许多不同形状的烙印，而且这类金属线很细，完全可以天衣无缝地贴到愈合后的烙印创口上，搞它个面目全非。老练的烙印伪造者不仅清楚认得自己的伪造烙印，而且知道是在什么时候“给它们改头换面”，以及用的是什么办法。在赶畜大会后的几天里，牲畜还带着新鲜的创口，在烙印上加一两条线是不易察党的。办法是弄张潮湿的毛毯或鹿皮蒙在牛身上，然后透过它们打上自己的烙印，如此留下的标记与以前留下的合法烙印便十分协调匹配。由于“印匠”的技艺如此精湛，以致人们只看活畜的外表，等闲无法识破他们的把戏。一些州确实要求或饬令屠夫出示宰杀后的牛的皮张。如果皮张上看不到正当卖主的合法烙印，那屠夫可能就有麻烦了。
牧场主和牛仔之普遍尊崇烙印，一如人们之尊崇图腾、检验印记和家族纹饰。牧场大都沿用牛只烙印的名字；而牛仔之表明身分也会同牧场的烙印联系在一起，比如说“我是圆栅G的人。”
三 私人对公地的争夺战
虽然“牧区法则”——诸如赶言大会的规律、烙印的学问等等——都有其引人入胜的精妙之处，但在某些基本向题上，其答案仍是含混得令人费解的。由于土地养活了牲畜，因此所有牧场主的财富最终都来自土地。但土地归谁所有？或谁有权利在这片土地上牧放牛群呢？在旧世界，靠多少个世纪以来的习俗惯例，靠年代久远的文书契据，靠长期以来的公众默认，这些间题都已不复存在；但是在美国西部，一切都仍是悬而未决的。牧场主在西部之所以扰攘不堪，起因不在于人们拒绝烙守十诫或拒绝遵从简单的正义原则。新的问题不在于人心奸诈，而在于情况含混。
来自社会业已定型的地方的一些人不知底细，一味嘲笑幼稚的美国人把世间芸芸众生全都划为好人与坏蛋两种。东海岸一带的美国人倾向于接受这一讥讽。但实际上没有比这更荒唐的了。西部开拓者道德观念的独特之处不在于把好人与坏蛋截然分开。恰恰相反，传统道德观才倾向于如此决绝，而西部开拓者的道德观却象混饨初开的新大陆一般，处在难以捉摸的状态之中。
这种难以捉摸的状态有如一团瘴气，笼罩着牧场主割据的西部的道德规范和法律规章。它喻示了美国不断出现的道德和法律问题。它是由西部的种种机会所造成的，是由新的资源和前所未有的财产所有权形式所造成的。在那些年月里发生的许多凶暴争斗，在别的地方都被说成“法律”与“无法无天”之间的冲突，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在争斗发生的地方，对与错似乎人人有份。而就在这种难以捉摸的状态中，产生了西部新版本的“南北战争”。一八九二年，在怀俄明州爆发的所谓“约翰逊县战争”，再明显不过地显示了含混局面所掀起的波澜。西部牧牛业者和后来侵入的牧羊业者之间尽人皆知的宿怨，实际上就是人们对两种不同牲畜的需求所引起的冲突。当年西欧的圈地运动中，也曾有过类似的情况，但约翰逊县战争却是另一回事。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西部道德规范模糊不清的全貌，看到合法与非法、诚实与奸诈的新混合体。这场独特的争斗，根源在于大草原上牛群激增，而在一八八三年达到了高峰。詹姆斯·布里斯宾所著《牛运当头——在大草原上如何致富》一书连同许多其它书籍，以及数不清的流言和传说，引来了英格兰和苏格兰数百万英镑的资金和美国东部成千上万的移民。“移民只要来到西部，在哪里定居是无关紧要的，”布里斯宾指出，“不管在哪里，他很快就会发现，这比留在东部要好得多。”不消几年的功夫，放牧区内已经是牛碰牛、人挤人了。英国各养午公司的利润很快便高达它们投资的三分之一。而外国投机家总是设想在西部的天然放牧区内牛群永远不会嫌多。但当地的牧场主们对此却有更清楚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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