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把犯罪勾当转为服务行业
沃尔特·李普曼在一九三一年评论道：“美国人想做的事情大多，而这些事情又是他们想要制止的，由此便导致了高犯罪率。”这段话对南北战争之后美国任何一个时代都可能适用，但他却是针对赫伯特·胡佛总统的全国法纪委员会的报告而言的。该委员会受命调查整个联邦系统的执法情况，特别是调查宪法第十八条修正案的执行情况，该修正案禁止酿造、出售和运送作为饮料的致醉酒类。以前任司法部长乔治·威克沙姆为首的这个委员会，经过十几个月的努力，花费了联邦五十万美元，于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九日提出了它的报告。而该委员会关于禁酒法的结论，更引起了公众极大兴趣。无论威克沙姆报告如何推动了改善治安和惩治程序，它都算得上是全国混乱状态一幅惟妙惟肖的自画像。该委员会（以十票对一票）反对废除宪法第十八条修正案。但它又指出，公众的敌视态度和私酒贸易的高额利润使得禁酒法难以实行。该委员会的成员纷纷发表了各自的报告，俾使自己心安理得，而每份报告都各有一套含糊其词的说法。旧金山《纪事报》称之为“公众意识的绝妙画像”。胡佛总统说他同意这个委员会的意见；这促使海伍德·布龙指出，总统“显然有意在反酒吧同盟和共和党两者间调和折衷，但却保留了两者最糟糕的特点。”
富兰克林·亚当斯在纽约《世界报》上发表的一首诗对此作了最好的总结，这首诗题为“威克沙姆报告”：
禁酒法可谓一场空忙。
我们喜欢它。
想禁却又禁不出名堂。
我们喜欢它。
你看那贪赃的饱了私囊，
你看那犯禁的漏了法网，
这场禁酒真个没戏唱，
留下些丑陋伎俩，邪恶勾当。
又怎样，我们总得拥护它。
不过，这倒也并非第一次。美国人总会想出办法，既可从制止邪恶中得到满足，又可藉机捞取实惠。
美国人对赌博的热衷劲头，只有他们热衷看到赌博被明令禁止的那股劲头堪与比拟。他们都欣赏埃尔伯特·哈伯德的俏皮格言：“赌赛马赢钱的人总是那些在赌马时手中握着一把扫帚和一柄铲子的人。”不过在美国人的整个生活中，都带有几分赌博的性质，使人们很难区分哪是计算周到的精明人，哪是心存侥幸的投机家。而后者的走运，全在于他们敢于冒险一试——赌尚未探明的荒地的肥力，赌一知半解的新矿物的销路，赌尚未建成的铁路和人丁不旺的城市的发展前景。
阔绰的赌业商在这里一如在欧洲一样知名。例如，派头十足的“小伙子”坎菲尔德兴建了一家赌场，饰以艺术品，其水平仅次于纽约的德尔莫尼柯大餐厅；在他的资助下，萨拉多加成了“美国的蒙特卡洛”，他死时家财万贯，并且是一位受人尊重的慈善家。但赌博之所以成为一种美国企业，还在于美国有其独特的机会，让人们有条件把非法活动组织成为全国性的大生意。此种情况之成为可能实有赖于一些因素：在联邦制度下，各州的法规混乱不一，而每个州的管辖权只限于本州内：中央政府的权力受到很大限制。不得不利用对“州际贸易”的控制权和征税权来替代全国性的刑法：新居民从国外源源流入美国，他们精力旺盛，雄心勃勃，信仰的宗教多种多样，对当地习俗一无所知又漠不关心；按照美国的传统，人人都有成功的机会，只是种种合法与体面的机会似乎已经让先来者捷足先登；在一个不断变化的社会中，人口流徙不定，而社会地位却可以靠金钱买到；地域广阔，通讯和交通技术快捷灵便，并有许多地方可供藏身；等等。而笼罩在这一切之上的，便是民族的传统、机会和对组织工作的需求，正如沃尔特·李普曼所指出的，道德主义的和不现实的法律又促使下层社会自行制订有效的防护手段。结果，在二十世纪，便出现了任何现代国家前所未见的极为鼎盛的非法行业。早在内华达州居民决定修改法律以便合法地从普遍的嗜赌欲望中获取暴利之前，其它地方的开拓者就已把赌博组织成为一门财源旺盛的行业。他们也曾想方设法招引全国的赌客。
芝加哥这个全国性的铁路修筑业和肉类加工业的中心，势心也会成为新兴赌业的中心。注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成为全国赌业巨头的蒙特·坦内斯，就是在芝加哥逐步起家的。坦内斯表面上是个房地产商和一家现金出纳机公司的老板，全靠他的组织才能而飞黄腾达。到一九○四年，他已经拥有好几间酒吧，并在北克拉克街一百二十三号开设一家烟草商店，还掌握一群竞赛马匹，在赌业中名气响亮，人称芝加哥“北头之王”。警方几乎每星期都要对他的各个地盘突击搜查一次，但这些地方很快又会重张旗鼓。坦内斯不时宣称要抽身退隐，一家报纸称之为“反复唱给警方听的哀歌”。一九○七年，赌业“辛迪加”。Syndicate，刚刚开始按此意义使用的一个美国创用词）之间由于六起爆炸案而触发了一场火并。坦内斯对芝加哥《美国人晚报》说：”我是个显眼的人。有人悬赏要干掉我。我比西班牙国王阿方索更可能被人行刺。”到这场混战结束时，坦内斯成了全国赌业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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