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依法纳税，所有美国人都必须把自己纳入某个“纳税等级”，这样，他们对收入额越来越敏感了。不消说，他们已把自己置身于某个新的统计社会。自此之后，如果某个美国人自称与另一人属于同一“等级”，谁部明白他指的是什么。到了一九七○年，美国出版的案头词典中，“bracket”（等级）一词增加了这样一条释义：“一个等级或集团，尤指接收入额划分的等级或集团。”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美国人必须缴纳所得税，或至少要提交所得税申报书。一九一三年，只有不到百分之四的美国人提交个人所得税申报书；一九二○年，提交所得税申报书的美国人超过了百分之七，一九四○年更增至百分之十一；及至一九四五年，提交所得税申报书的美国人达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六，占劳动力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五以上。到了一九七○年，总人口百分之六十以上的美国人，也就是约七千五百万美国人，都要提交所得税申报书。法人所得税申报书另属一类，一九一三年提交的此类申报书仅为三十万份，一九五八年超过了一百万份，一九六八年更达到一百五十万份以上。与此同时，联邦所得税在联邦税收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也不断增大。二十年代末，个人和法人缴纳的所得税己占联邦税收总额的三分之二，是联邦政府预算的主要部分。这样，在制订政府活动计划时，不可避免地越来越依靠对个人及法人收入的估算。一个小小的估算错误，就可能导致巨额赤字。随着收入意识??深入人心和均化收入的运动日益开展，各州先后通过了各自的所得税法。一九一一年，威斯康星州开始试行征收所得税；一九一六年，纽约州的所得税成为该州税收的主要来源，一般财产税退居第二位；到了一九七○年，哥伦比亚特区和几乎所有的州部征收所得税了。为了提交联邦税申报书，美国人必须算出自己的收入额，这样各州征税就有了便利的依据，不必再制定各自的税收细则，只消按联邦税的一定比例征收所得税就可以了。
二十世纪中叶，在外国来访者看来，美国文化中最奇怪的现象莫过于美国人填写所得税申报书时竟那般一丝不苟。在欧洲大陆、中东或其它地方，如果有哪位富人一笔不拉、老老实实地填写纳税申报书，必然会在社会上引起轰动，但这位富人的声誉却未必会因此而提高。在美国则不然，甚至连职业赌棍、骗子、匪徒（这些人是靠于违反州和地方法律的勾当搞钱的）都把他们的非法所得向联邦政府申报不误，以免触犯联邦税收法而遭受处罚。臭名昭彰的黑帮头子、“头号公敌”艾尔·卡彭就是由于未交联邦所得税，终于受到法律制裁。
“持有证书的公共会计师”这个新职业的出现，表明了美国公众必须而且愿意遵守所得税法。在十九世纪中叶的英国，出现了第一批“领有特许状的公共会计师”，他们不但满足了因一八四五年和一八六八年新颁布的公司法而产生的需求，而且使公众兔受公司伪造资产负债表之害。甚至在此之前，美国就有了“公共簿记员”，但南北战争结束后，各公司面对着本州和联邦政府那急剧扩大的法律网，商人们感到仅有簿记员是不够了。美国历史最久的会计公司——巴罗、韦德和格思里公司——大概是一八八三年在纽约市成立的。一八九六年，纽约州颁布法律，设立授予公共会计师资格的官方考试。随后，其它各州纷纷效法，会计帅组织终于在一八九七年宣告成立，并于一九○二年召开了首次全国会议。然而，在联邦所得税法颁布之前，会计师和审计师的人数一直不多。
为了避免被最高法院指为违宪，一九○九年制定的法人所得税法极其复杂，于是对会计师的需求大量增加，然而，在一九一三年通过所得税修正案之前，这项法律始终没有得到实施，实际上也没有要求各公司对收入做精确的记录。依照所得税修正案通过的有关法律是持有证书的公共会计师们协助制订的，他们此时已经深深卷入了公司事务，但最初只是负责编制纳税申报书。这些会计师熟悉了大公司的内部情况后，就不但对公司会计程序说了算，而且左右着公司的关键性决策。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超额利润税和税率的提高，使得会计师这一行更加不可缺少了。一九二四年，税务申诉局裁定，只有持有证书的公共会计师（以及代理人）有资格代表纳税人向其提出申诉。此时的公共会计师既有势力，又受人尊敬。在这个行业问世后的头五十年里，持有证书的公共会计师大约六万名，到一九七二年，这个数目翻了一番。一九○○年美国商界会计师和审计师的人数约两万，到本世纪中期增加了十九倍，达到近四十万人。即使处于较低收入等级的美国人，也纷纷求助于遍及全国的纳税谘询服务机构，其中规模最大的是H.和R.布洛克公司，一九七二年拥有六千四百八十六个纳税申报书编制处，共编制个人所得税申报书七百六十万份，收入总额将近一忆美元。因为许多人被纳税规则搞得懵头转向，为他们而写的应时自学手册，如J.K.拉泽的《你的所得税》之类，也就成了畅销书。既然有了关于个人收入的统计数字，就能够从定量角度着眼，用新方式思考全美国的福利问题了。越来越强有力的改革派把收入统计数字当作武器，艾萨克·鲁比诺就是这样做的。一八九三年，十八岁的鲁比诺从俄国来到美国，在哥伦比亚学院和医学院读书，此后就在纽约市穷人中间行医。他一直猜疑穷人患病不仅是医学问题，而且也是经济问题，于是就着手分析有关统计材料，成为研究实际工资变动趋向和购买力分配问题的先驱。鲁比诺对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七年期间的收入数字进行了详尽研究，结论是：尽管工人的货币收入和生产率有了很大提高，但他们从收入获得的购买力却提高得很少。他引用了有关所得税的统计数字，指出工人的收入在社会收入总额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最初鲁比诺把这些事实视为证实社会主义理论的论据，他说：“那些今天看来与美国抵触的东西，明天很可能变为非常美国化的东西。”但是，他渐渐得出这样一种结论：借助统计学，可以找到一种应付工业社会所有风险的办法。他论证说，可以接受保险的项目不应只包括工业事故，而且应当包括疾病、老年、死亡和失业。在《事故标准表——确定赔偿率的依据》（一九一五年）一书中，鲁比诺力图为最广泛的社会保险提供依据。他呼吁建立新的保险方式，以便减少穷人和老年人的风险；此外，由于二十年代俄国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打破了他对社会主义的幻想，他又想出种种办法，把这些构想纳入美国的有关体制。在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他拟订了全国失业保险规划，并协助起草了《联邦社会保障法》。在所得税修正案通过后的十年内，“国民收入”这个新术语开始为经济学家所用，而且出现于比较深奥的政治演讲之中。这个新术语和这种新概念的发明者是富于想象力的学者们，他们研究的是新兴的社会学科，并且建立学术机构，搜集定量材料，探索其中的含义。这些新建的经济学院在确定美国人对定量标准的信念上所起的作用，正相当于美国新建的法学院在确定美国人对立法的信念上所起的作用，而立法是被视作塑造社会的手段的（哈佛法学院的院长罗斯科·庞德称之为“社会工程学”）。一九一九年，一群才华洋溢的新兴社会“科学”研究者（经济学家韦斯利·米切尔和阿尔文·约翰逊，历史学家詹姆斯·哈维·鲁宾逊和查尔斯·比尔德，社会学家索尔斯但·维布伦）在纽约建立了社会研究新学院，办校宗旨是“所有领域的科学研究，都不应把主要力量放在证实己被人们接受的思想上，而是应当主要致力于发现新思想，探求应用新知识匡正时弊、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需求的各种方法。”过去，准曾见过哪个国家的学术权威们使用这种标准进行这样的探索？数字这种中性语言，一旦运用新的统计学词汇，便能促进自由的思考方法，一九二○年，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首席统计学家带头倡议成立国家经济研究局，其目的显然在于对公共福利问题进行定量研究。国家经济研究局的理事会包括各种社会哲学体系的信仰音，从公认不讳的社会主义者，到美国银行家协会的代表，一应俱全，由此可见美国人普遍相信统计学具有补偏救弊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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