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经济研究局成立不到一年，就发表了《美国的收入额及其分配，一九○九至一九一九》，这第一部全面研究国民收入的著作得出了这样一个严肃的结论：战时收入的增长幅度并不象一般想象的那样大。国家经济研究局指出，尽管人均货币收入从一九○九年的三百一十九美元增长到一九一八年的五百八十六美元，但按照一九一三年的物价计算，人均实际收入仅从三百三十三美元增长到三百七十二美元。这部著作还指出，在同一时期里，收入出现均化趋向：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六年，居于最高收入等级的百分之五人口的收入占国民收入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三，而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则下降到百分之二十五。
不久，其他一些经济学研究者效法国家经济研究局，也开始从事国家福利问题的探讨。布鲁金斯学会这个具有美国本色的机构，是自学成才的圣路易斯实业家罗伯特·布鲁金斯创建的，此人靠经销木器发了财，四十六岁时停止经商，把他几百万家财投入慈善事业。布鲁金斯在老友安德鲁·卡内基的做法启发下，创办了华盛顿大学医学院，这家学院为美国的医学教育树立了新的标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布鲁金斯负责领导伍德罗·威尔逊总统设立的定价委员会，并因此对统计学产生了兴趣，在七十岁高龄时，开始钻研经济学。一九二八年，他在首都创建了布鲁金斯学会，旨在“搜集和解释有关经济的基本事实，并以清晰、理智的方式将其展示于公众，因为人们有必要对这些事实作出判断”；此外，还向政府政策决策者提供事实。就解释统计数字而言，这个不依靠政府资助的学会成了美国最有用、也最有影响力的机构。
战争时期，美国政府迫于需要，增设了搜集统计资料的机构。到一九二○年，已经积累起了极大量的最新统计资料，韦斯利·米切尔称之为“规划统计数字”。一九一三年在劳工部之下设立了劳工统计局，成为一个重要的统计资料斩来源。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杀来临时，华盛顿的官员们已经对“国民收入”这个概念相当熟悉了。一九三二年，商务部之下设立了国民收入局，“在领取救济食物的穷人上街排起长队之际……认真研究大萧条究竟严重到什么程度。”正是从这个时候起，联邦政府开始每年公布有关国民收入的估计数字。主持这些最初研究工作的是经济学界先驱人物西蒙·库兹尼茨，他提出了“国民生产总值”这一概念。“国民生产总值”这个木语首次出现于一九四六年，此后便成了衡量美国经济状况的新标准。其他经济学家根据库兹尼茨的计算结果（库兹尼茨由于这些计算结果而获得了诺贝尔奖金），进一步把这种衡量标准应用于美国以往经济情况的研究，以期找出经济发展趋向。六十年代，“GNP”（“国民生产总值”的英文缩写）被收入美国词典，成为美国习语，按照统计数字进行思考的方式流行之广，于此可见一斑。
二十五 重新认识贫困
新教教义和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从某种意义上把“致富”所需的个人质素变成了美德，因而，人们开始对“贫困”有了新的认识，当然，“应当受到救济的穷人”一向就有，这些人之所以穷，并非出于自己的过错，而是疾病或灾祸造成的。然而，直到十九世纪很晚时期，英国和美国还普遍流行这样的看法：只有当人们陷于经济绝境，不得不靠公众赡养或对社会造成威胁时，政府才应该对他们加以关照。旧时的《济贫法》旨在防止有人饿死和预防犯罪。济贫法同有关公共卫生的法规一样，主要目的在于使富人生活得安全、愉快，而不是改善穷人的生活。
如历史学者罗伯特·布伦纳所说，在整个十九世纪，慈善家们所致力的实际上是济贫，而不是帮人摆脱贫困。美国和英国的济贫计划都蒙着道德主义和宗教的色彩。但由于美国人对新大陆存在的机会充满信心，因而“自助”和“勤奋”这类老式道德观念有所增强。在美国，贫困应当只是通向安适甚至富裕生活的中间站。本杰明·富兰克林极力主张：“对穷人行善的最好方法，不是使他们安于贫困生活，而是引导或驱赶他们脱离这种生活。”除了最不走运的人而外，只要有谁立志摆脱贫困，他就一定能做到这一点——这是一条被事实和传说所证实的美国公理。
上述这种以个人为核心的观点用个人失败来解释贫困，而且认为贫穷的后果主要由个人承当。随着美国人对生活水平越来越关切，这种观点便显得格格不入，越来越不符合美国的实际情况。由于衡量个人生活状况的标准不是财富，而是生活素质和生存机会，所以穷人的贫困对周围境况较好的人来说也是一种不幸。这些境遇较好的人难道不会因此失去可靠的公民同胞，以及可能成为主顾、客户和病人的邻里吗？此外，他们还会丧失一个知足而有教养的社会所能提供的种种好处，丝毫不能分享美国同胞勤奋、努力和创造性的成果。当然，真正的美国生活水准还应包括不受疾病、暴力、罪行的威胁，不受昔日那种“在伦敦街头纠缠不休的穷汉”的骚扰，而正是那种人在殖民时期促使佐治亚的慈善家们跑到这里来行善，在美国，对社会构成威胁的不仅是赤贫（衣食无着），而且是穷困（未能充分享用机会）。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在欧洲和其它地方，反对从个人成败解释贫困的激烈主张已经开始采取社会主义的形式，并触发了反对整个经济制度的革命。美国虽然也出现了一些革命呼声，但在对待贫困的问题上，那些比较强调社会因素的观点则往往采取其它表现形式，由于国外的推动和促进，人们开始重新认识整个贫困问题，“依赖”（即那些无力照料自己衣食住的人们给社会造成的负担）这个老问题变成了以“匮乏”为主要内容的新问题。原来美国人主要操心的是，需要政府付出多大代价来防止穷人饥饿或偷窃；到了二十世纪初，美国人渐渐转而更关心起那些因为得到的“一般必需品太少而不能使自己处于最佳状态”的人们来了。这是社会工作先驱罗伯特·亨特的话，亨特对贫困所下的经典定义是：“贫困即缺乏适当的食物、住所及衣服。”热心公益的英国船主查尔斯·布思的不朽之作《伦敦人的生活及劳动状况》（共十六卷，一八九一年至一九○三年），对美国人起了促进作用。这部书””用数字”展示了“贫困、苦难和堕落同固定收入和相对舒适生活之间的关系，并描述了各阶级的一般生活状况”。正是这部著作导致了英国《养老金法》（一九○八年）的产生。布思在书中并没有进行道德说教，而是列举了他在伦敦走街串巷辛苦得来的最新统计数字。他估计大约有百分之三十的伦敦市区居民实际上生活在贫困之中，这使得自满的伦敦人大为震惊。布思又进一步对贫困追根寻源，证明疾病和失业是造成贫困的主要原因，相比之下，酗酒这个因素是微不足道的，从而否定了道德说教家们的陈词滥调。总之，布思的著作表明，可以用统计数字来“科学地”探讨这个充满感情色彩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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