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所采取的研究手段同他研究的课题一样新颖。在四位受过训练的幼儿园教师的协助下，霍尔设计并主持了二百次问卷调查，到一八九四年为止，霍尔又搞了十五次此类调查，各次都针对一个不同的题目，如玩玩偶，或是儿童害怕的事。在那个学年结束时，他收集到了两万份填好的调查问卷；翌年，他又通过八百名工作人员收集到六万份调查问卷。此后十五年里，“问卷调查（questiOnnaire）这个用语通过儿童研究和教育心理学，主要是通过霍尔的研究工作，进入了美国语言。就获取“人”的知识而言，从柏拉图到康德等伟大哲学家采用的是自省方式，教授和学校工作人员采用的是辩论方式，美国人则另辟蹊径，采用霍尔的方法，让人们表白自己，从而摸透他们的想法，增加对“人”的了解。问卷调查可算是某种形式的投票，利用民主投票的方式就心理学问题发表意见。
这些资料为霍尔的“儿童心理学”——或称“研究儿童意向的科学”——提供了原始材料。仅是这些资料的数量，就使他忍不住去探索一种定量性更强、自认为更具“科学性”的观点。霍尔着手确立智力及体能发育的“标准”。他在克拉克大学时，鼓励弗朗兹·博亚斯搜集有关伍斯特学童发育的统计数字，以确定“正常”发育的标准，并以此来辨别不正常和病态的儿童，由于博亚斯发现儿童的教育速度差别极大，他的这种期望未能得到实现，但霍尔探索“标准”的劲头丝毫没有减弱。通过测验儿童的视力、听觉以及完成体力工作的能力，霍尔继续研究儿童体能标准的课程，试图最后确定“健康”和正常的定量标准。这样一来，他的反对者们便抨击儿童研究是一种威胁，从根本上来说是反民主的，因为他支持了这样的观点，即“某些儿童是特殊的或反常的”。
霍尔对统计资料很热衷，而他又在其中加进了过多的浪漫色彩，他宣传说：“由于儿童刚被上帝塑造出来不久，还未经玷污，体现着这个世界幸存的最完美的东西。”因此，“年轻人的保护者们应当首先尽量让其自然发育。”霍尔的“遗传”心理学是从进化论观念演变而来的，按照他的说法，每个儿童的发育过程都是人类发展过程的再现。达尔文认为个体发育是种系发育的再现，霍尔将其引伸为一种实用的观点：心理学可以再现历史。各种年龄的“正常”儿童的行为都有着某种神圣的合理性。儿童发育的每种表现形式都是走向更高阶段的一个阶梯，因而无所谓“好”与“坏”。
例如，霍尔在《论儿童的撒谎现象》（一八九○年）一书中，表示不赞成校长们对待诚实问题的那种传统态度。他认为，不应简单地把撒谎视为一种恶行，而应把它看做一种复杂的行为方式，其含义随儿童发育阶段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在大多数情况下，“撒谎”的儿童需要的不是惩罚，而是理解。霍尔在书中通俗地表述了儿童那种被低估的“创造神话”的能力，以及儿童如何寻求“摆脱那种必须每时每地、不折不扣地保持诚实的令人讨厌的责任感”。儿童的撒谎同玩耍很相近，这态度体现着人类进化早期阶段那种可爱的纯真。霍尔对儿童恐惧心理和发泄怒气的方式进行研究之后，再次断定人们应当对这些恐惧心理和泄怒方式予以重视和理解。发怒“在正常发育过程中有着它的作用”。
霍尔所说的儿童发育“阶段”完全改变了传统的道德观念。家长和老师都要做好思想准备，准备接受对“顽皮”的新看法。
正如霍尔预言的那样，儿童研究也将改变学校的课题。他说：“我们必须克服对字母表、乘法表、语法、天平和书籍的盲目崇拜，必须记住这一事实：仅在几代人之前，我们的祖先还全都是文盲……科妮莉亚、奥菲莉亚、比阿特丽斯，甚至连我们的圣母，都目不识丁。”此外，霍尔还预言语法和口语规则在二十世纪的美国将趋衰落。语法、修辞学和句法将被更民主的“语言艺术”和演说术所取代。他认为，绝不应该把语言作为一套刻板的规则来讲授。应当鼓励儿童讲话，道出他们的真实情感，而且最好是用他们自己那种生动的俚语。儿童必须“生活在充满响亮话语的世界里”。在他们受到攻击时，要允许他们还手，因为这是顺乎自然的。简言之，绝不能用成人道德的紧身衣把孩子束缚起来。
到了一九○二年，美国的免费公立中学已经开始普及起来，这时，霍尔从儿童研究转入对青年期的研究，用一种新的心理学观点描述中学生的发育状况。在《论作为人民学院的中学》一文中，霍尔呼吁减少对操练、纪律、技巧以及准确性的注意力，要更多地注意“自由和兴趣”。他说：“心灵的基本法则——它们是本能和直觉的，而不是纯理智的——在青年期正处于蓬勃发展的阶段。”霍尔把自己的观点建立在刚刚确立定义的一个发育阶段上，他把这一阶段称做“青春期”。到二十世纪中期，霍尔这种观点已广泛流行，正如历史学者F 马斯格罗夫所说，这种观点从本质上说是美国学术领域的一项新发展。这个生理变化时期——从发身期开始至完全成熟——正是霍尔一九○四年发表的洋洋大观两卷集学术著作《青春期：青春期心理学及青春期同生理学、人类学、社会学、性、犯罪、宗教和教育之关系》所论述的主题。一如霍尔以往的著作，这部书也是融统计资料与诗意于一体，读来令人心醉神述。作者利用图解、图表、无数调查问卷、计量和实验，确定了十八岁或二十岁——发育过程看上去到此为止一以下每个年龄组青少年精神各方面和各种能力的不同发育速度。他充满激情地写道：”青春期始于发育过程中一次生命力的两勃发……这是一次生理上的新生遗传的闸门似乎打开了，我们听到了远祖的声音，获得了终生享用的活力，”按统计数字归纳出来的青少年社会群体必须受到尊重，获得自主权，并掌握其它社会集团所拥有的自我发展和自治的各种权力。“处于这个年龄的青少年可塑性最大，最富于青春活力，等待着播种、发芽、从苗圃移人大田……这段既非儿童、也非成人的发育需要更长的时间……把这段时期说成仅仅是童年的延续，或是从大学的年龄单纯减去几年，正是导致了许多大弊病的根本性错误，我们如今仍在身受其害。”因此，“中学不应去适应任何东西，而应致力于最大限度地挖掘和发展青少年的各种能力，唯其如此，才称得上是通才教育。”中学应当是一个独立的实体，它不服从于大学的“需要”，而要“保护青少年免遭侵犯”，其使命应是“最好地为处于这一独特年龄的人服务，从而使社会和学生们得到最大的好处。”通过中学教育，美国将能不仅在政治意义上，而且在心理意义上成为一个联邦合众国：处于各种年龄、各个发育阶段的人（包括容易被忽视的儿童和青少年）都能得到应有的尊重，并能实现各自的愿望。二十世纪初期“提出的青春期概念”，是美国环境的产物，义务公共教育延长到十六岁是有许多原因的，其中一项是工厂厂主发现雇用童工不再那么有利可图了。随后，专门收容“少年犯”的机构设立了起来。美国把青春期理想化了，新的趋势是把“青少年”看作享有权利的单独实体、联邦内的一个新社会群体。也许，美国永远不能从这些观念中恢复过来了。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一些青少年在教师和家长的鼓励下，组织起来反对“学校”的基本概念。他们把所有制度化的教育（实际上是所有制度）全都说成是压制性的。学生们以不友好的态度，夸张地把所有美国学校称做监狱，而且还写出“学生就象黑奴”之类的话，一九七○年，华盛顿出现了奇特的青少年院外活动集团，专门反对学校，每半月出版一本名为《FPS》（这几个字母没有任何含义）的通讯刊物。有那多几个严肃的学者甚至认为，这种运动可能是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合乎逻辑的表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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