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边境安定，蒙古虽有扰边的行动，但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朱瞻基实行安抚的政策，力主和议，保持了和平共处的局面。同时，在宣德年间，郑和也开始了他最后一次的航行，英雄在海上“诞生”，最后也把生命留给了大海，成为名副其实的海洋之子，随着郑和的死，大明朝的帆影从此远逝。
朱瞻基的英明还表现在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上，他爱惜民力，与民休息，重视农业，力劝农桑，鼓励垦荒，农民得以安居乐业，社会财富迅速积累起来。时称“宇内富庶，赋入盈羡”，是明王朝财力最雄厚的时期。同时，各行各业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商品生产程度提高，手工业得到发展，商路增辟，国内外贸易有所发展。农民生产生活得到保障，农民起义也很少。所有这些一方面是开国几代君主积极治理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与朱瞻基任人得当，吏治较为清明息息相关。
朱高炽和朱瞻基父子开辟了明朝建国以来最和平也是最繁荣的时期，难怪谷应泰会对他们父子俩大加赞扬：“明有仁、宣，犹周有成、康，汉有文、景。”
只是，盛世之下，有一股暗流涌动！
天子的感叹：就是那一只蟋蟀
《促织》是蒲松龄《聊斋志异》里的一个故事，为很多人所熟悉。其实它是根据一个真实的故事改编而成。故事发生在明朝，当朝皇帝有一个嗜好，斗蟋蟀成瘾，“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斗蟋蟀在全国风行起来，蟋蟀的价格扶摇直上。后来皇帝觉得京城的蟋蟀不好，派太监四出采办。其中，听闻苏州的蟋蟀特别好，皇帝为此特意敕令苏州知府况钟协助太监采办1000只蟋蟀。上命下达，摊派给了当地的百姓，结果弄得鸡犬不宁，悲剧就这样发生了。苏州有一个粮长用一匹马换取了一只好蟋蟀，准备献给皇帝。这个粮长的妻妾因为好奇看这只蟋蟀时，它竟然狡猾地跑掉了。妻妾自知闯了大祸，遂自杀了，粮长一看这家破人亡的情景，也跟着上吊了。这就有了后来蒲松龄改编的《促织》一文。
若问这位如此“不务正业”的皇帝是谁，其实他就是这位宣宗皇帝朱瞻基，纵观明朝的历史，可以发现明朝的十几个皇帝都特别有个性，而且有些人的嗜好也很古怪，这位皇帝就是其中一个，他喜欢斗蟋蟀，被人称为“促织天子”。
孟子有句千古名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他是在告诫人们在最得意处千万要头脑清醒，不可因一时的繁盛而起了贪图享乐之心，毕竟事情往往都在歌舞升平、醉生梦死中悄悄地发生着量变。朱瞻基遭遇的正是这一阶段，“随着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君臣陶醉在表象的治平景象中，没有意识到盛世下存在的隐患。’‘臣僚宴乐，以奢相尚，歌妓满前’‘，纪纲为之不振，这种情况宣宗当然脱不了干系。”（许文继、陈时龙《正说明朝十六帝》）他生在盛世，守护了盛世，却也为盛世埋下了隐忧。
首先，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就是朱瞻基对中央机构的改革。太祖朱元璋时撤了宰相，收了兵权。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各司所事，同时六部尚书与都察院之都御史合称“七卿”，这“七卿”与通政司的通政史、大理寺的大理卿合称“九卿”，分别理事，互相制约，对皇帝负责，权力都集中在皇帝手中。但是天下事何止千千万，遇到朱元璋这样精力充沛的皇帝，倒还能勉强应付。可是守成的君主们习惯了和平年代的歌舞升平，没了祖宗的精力、雄心和体魄，一个人就应付不来了，因此就要想办法。朱元璋在废相之后，自己处理天下政务也很吃力，就设了大学士一职，官职不高，是皇上的侍从文臣，兼备咨询。到成祖时，也沿用了这一制度，他精选翰林院文臣进入文渊阁，文渊阁乃皇帝与文臣研读之所，因此就产生了“内阁”，内阁大学士原是皇帝的助手，相当于秘书。但是成祖几次出征，根本无法亲自处理朝政，因此内阁大学士们便有了第一次总揽政事的机会。
到宣宗时，他也实在应付不来全国大大小小的事情，就想出了一个更完备的办法来处理政事：全国大大小小的奏章，甚至老百姓给皇帝提出的建议，都由通政使司汇总，司礼监呈报皇帝过目，再交到内阁，内阁负责草拟处理意见，再由司礼监把意见呈报皇上批准，最后由六科校对下发。
内阁大臣的建议是写在一张纸上，贴在奏章上面，这叫做“票拟”。而皇帝用红字做批示，称为“批红”。可是这样批示还是很麻烦，于是皇帝就开始象征性地批写几本，大多数的“批红”则由司礼监的太监按照皇帝的意思代笔。后人猜测明宣宗这一做法，其目的就是让太监牵制内阁的权力。这就出现了明朝历史上比较特殊、影响深远且很奇怪的政治格局，从而也为太监的粉墨登场，开始干预朝政埋下了隐患。
这时国家的土地兼并问题也逐步凸显出来，大量土地流向皇室显贵官僚地主手中。农民没有了赖以生存的土地，流民问题已逐渐形成。宣德三年（1428），“山西饥民流往至南阳诸郡不下十万余口，有司军卫及巡检司各遣人捕逐，民愈穷困，死亡者多”。宣德五年（1430），北直隶易州有逃民1229户，山东潍县有逃民3407户。流民的产生，直接后果就是农民起义的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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