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都成了宣宗朱瞻基统治下的一些污点，特别是他在内府设置教习内官监的内书堂，教授宦官读书一事，更是影响深远。宣宗时期，宦官尚未形成专权的局面，但他没有想到的是，到了他儿子英宗朱祁镇时，王振专权，以致朱祁镇被蒙古俘虏，差点断送了大明江山。
而他，执政十一年，最后，在促织声中，走进了另一个世界。
中篇 细品王朝兴衰事 于无声处听惊雷
风乍起吹 皱一池春水
花开花落，月圆月缺，盛极而衰乃万物发展之规律，一个朝代也是如此。
明朝经五位皇帝的治理，国家基本稳定，可算四海承平，虽然盛世之下已有不和谐的音符，但还是不可撼动的天朝大国。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个最强大的国家竟然遭遇了百年未遇之大劫，堂堂大明皇帝竟然被一个小小的瓦剌首领俘虏了，由此则引发了一系列的变故，囚禁、夺门一个个惊天动地的字眼出现。而大明就在种种变故中加快了衰落的脚步。
一个太监的袖里乾坤
柏杨先生说：中国的第三次宦官时代，由王振揭幕。这话不假，翻开明朝的历史，能查到的第一个祸国殃民的太监就是王振。
王振，一个太监，何德何能，能够把一个王朝变成自己的袖里乾坤，轻松移放。这还要从他的出身和经历说起。
《明史》上讲，“王振，蔚州人（河北蔚县），自少选入内书堂”，据查继佐《罪惟录》说，王振“始由儒士为教官，九年无功，当谪戍。诏有子者许净身入内，振遂自宫以进，授宫人书，宫人呼王先生”。意思是说他年轻时潜心读书，却屡考不中，愤愤然“自阉”，落榜男儿就以这种看似悲壮的方式毅然走入了太监社会，最终成了名。不管怎么说，王振确是个颇通文翰的宦官。当朱瞻基还在位时，立朱祁镇为太子，王振是东宫中下级宦官“局郎”一类的陪侍。朱祁镇继位时年方九岁，自然与平素教他读书写字、游戏玩耍的这位太监最亲，所以一直称王振为“先生”。可以说王振命好，投对了主子，因此才能走上历史的前台，风云一时，却也祸害无穷。
英宗朱祁镇登上九五之尊时，太皇太后张氏委托著名的元老三杨——内阁大学士杨荣、杨溥、杨士奇辅政。三老德高望重，大权在握，王振畏惧，尚不敢张牙舞爪。
话说到此，当讲一讲这位太皇太后张氏，他是朱祁镇的爷爷仁宗朱高炽的皇后，朱棣也称其为贤儿媳。她得知孙儿当学之年不近经筵听先生讲课，反而整天被王振引诱出宫观武弄枪，很是生气。一日，她召集英国公张辅、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尚书胡滢以及英宗小皇帝一起入朝。张太后再一次向小皇帝强调了五位大臣的辅佐地位，意思是国家大事必须得到他们的认可，否则绝不可行。接着派人宣王振入觐。王振进来后，这张太后一拍桌案，厉声叱责王振：“汝一宦者，侍皇帝起居，多有不法之事，今当赐汝一死！”说时便有女官立刻上前，横白刃于王振后颈之上，王振登时吓得魂飞魄散。英宗小皇帝一看奶奶要杀自己的老玩伴，又急又怕，连忙下跪为王振求情。五大臣见皇帝下跪，也忙跟着下跪向太皇太后求情。张太后见威吓目的已经达到，于是罢手。但是就这一心软，留下了后患。
张太后于正统七年病逝。随着张氏、杨荣先后去世，杨溥、杨士奇年老势孤，英宗年少无知，荒嬉无度，不理朝政，司礼太监王振便逐渐大权独揽。明朝皇权第一次转换到宦官手中。
王振肆无忌惮地弄权，大兴土木，广收贿赂，使用重刑，权倾朝廷。而“权力所在，谄媚必然集中”。（柏杨语）当时的工部侍郎王佑没有胡须，王振问他为何，王佑恭谨地回答道：“老爷没有，儿子辈安敢有。”这一回答真是令人拍案叫绝，古往今来，什么都缺，就是不缺这种逢迎拍马的人。
其实这件事情正表现出了第三次宦官时代的一个特征，就是柏杨先生的另一高见：政府高级官员和士大夫阶层，公然无耻地争向宦官卖身投靠。这是第一、第二次宦官时代所没有的现象。
其实，明朝的宦官之祸不容小觑，但是还没有到汉末以及中晚唐时期，能把皇帝的废立死生皆操纵于手的程度。同时，应该注意，明朝的权力都集中在皇帝手中，宦官就如同寄生虫，他们的“寄主”皇帝一死，或者突然变脸发威，宦官本人权势顿时消散。后来的刘瑾、魏忠贤的例子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只是王振还没有来得及通过他的身体力行来证明这一规律，就死掉了。
因此，王振如此横行跋扈的原因就在于英宗朱祁镇的宠信，一次他在给王振的敕书中说：“朕自在春宫，至登大位，几二十年。尔夙夜在侧，寝食弗违，保护赞辅，克尽乃心，正言忠告，裨益实多。”看得出来，朱祁镇对这位大公公的感情是真挚的，只是他作为一个皇帝过于感情用事，识人不明，因此遇祸，也怪不得别人了。
正统六年（1441）年末，朱祁镇与文武百官饮宴。按照惯例，宦官没资格参加。但朱祁镇时刻不忘他的“王先生”，宴会中间专门派人探视。使臣到时，王振怒气正盛，说：“周公辅成王，我独不可一坐乎？”使臣回报，英宗不仅不以为忤，反而不惜违背祖制，召王振入席。王振到时，百官望风而拜。从中可见王振权势之盛以及百官的奴媚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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