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皇帝与重臣之间争执不下，一时间满城风雨，而就在所有大臣都反对嘉靖的时候，四十七岁才及第的新科进士张璁却选择在这个时候支持皇帝。而他这一赌注正是下对了。《礼记》有云：“礼非从天降，非从地出也，人情而已。”礼制是源于情感的，孩儿孝敬父母是发乎情的东西，无法抑制，而这不违背孔子的传统道德理论。张璁就是以这个为理论作为自己的出发点，一句“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圣人缘情以制礼”，直接戳到了“继嗣”一脉的痛处，也让嘉靖皇帝的心坚定了。于是他在与大臣们僵持了四年关于“谁是我的老子”这问题之后，不打算再忍了。
朱厚璁即将满二十岁之前，以“母后仪驾”的礼节接自己的母亲蒋氏入朝，至此开始“恢复”父亲为皇室正宗的“篡宗”专政。紧接着一连串违背所谓“礼制”的行动开始了，群臣们、儒生们到殿前哭了数次，直呼：“礼法啊！社稷啊！”朱厚璁听得心情越来越糟，终于无法忍耐。毕竟是皇帝，他掌握着所有朝臣的生杀大权。
学者李洁非先生曾感叹：嘉靖来自“九头鸟”的故乡，“九头鸟”百折不挠、一拼到底的精神，谁也拗不过。这皇帝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便不再忍耐，一口气将五品以下官员134人逮入诏狱拷讯，四品以上官员姑令待罪。这件事，当时称为“大礼狱”，明朝士大夫们当时的惨烈状态，令后人都禁不住凄然。
这位皇帝终于达到了他修复“正统”的目的，如愿以偿地叫孝宗为“皇伯考”，昭圣太后张氏为“皇伯母”；称自己的老子“恭穆献皇帝”为“皇考”，蒋氏“章圣太后”为“圣母”。估计兴献王也没料到，自己在死后竟然成了“皇帝祖宗”。
这场持续四年、看似围绕“大礼”的争议终于落幕，然而这真的是礼制之争吗？朱厚璁明确地表明孝宗只是自己的伯父，但是他既然在当初反对称亲生父亲为皇叔父的理由是“如果称皇叔，就要讲君臣之义”，那么称孝宗为皇伯考不是也要讲君臣之义吗？难道要把孝宗当做世宗朱厚璁的臣子吗？这一切都是如此的矛盾。
其实明朝“大礼议”一事，并无是非曲直，而明朝的君臣们，对于礼制的理解也是粗疏的。这一事件倒是真实地反映了明代皇权专制力量的强大。在议礼一事上，朱厚璁非但对其生父称帝称考，而且称皇称宗，乃至超越武宗而配享于明堂。这样的做法，连张璁等人都觉得有些不对。但是，谁又能控制帝王的权力控制欲呢？正如晚明学者黄景璁所说：“有导其源，思节其流，难矣！”而朱厚璁的随心所欲，又岂止“大礼议”一事？
“礼”与士大夫的悲哀
没有哪个皇帝在刚当政的时候就想浑浑噩噩地过，这嘉靖皇帝朱厚璁也是一个“新帝上任三把火”的人。刚刚做了皇帝，自然得给百姓们谋点儿福利，不然也太说不过去了。于是朱厚璁下诏，该罢黜弊政的就要狠狠地罢，该惩治的就要“千刀万剐”，这下可苦了那些贪官污吏和走后门的官儿们。
腐败分子被处理了，百姓当然乐得减少经济负担，一派“中外称新天子’‘圣人’‘”的景象。不过这可不是朱厚璁的功劳，而是杨廷和制定的各种政策，皇帝只需签个字、盖个章，便万事大吉。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杨廷和这个臣子还算做得不错。如果他没有在礼制上那么固守所谓的“正统”，而朱厚璁也不计较那么多“礼”的问题，相信这君臣如能默契配合，明朝应该能迎来中兴。可惜啊，天向来是不从人愿的。
杨廷和坚持“礼制”，但他是老头子，总有一天得退休。所以，杨老头子一退休，朱厚璁便“疯狂”了，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肃清了反对他的人，开始创造他的理想之国。
李洁非先生说，嘉靖从“大礼议”看到了自己的事业前景，而这种前景将超过时间的束缚成为永恒。人伦大礼，天地乾坤，有天地，然后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夫妇，有父子，有君臣，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区别）”。朝代有更迭始终，再伟大的君王，其事业在身后也终会有泯灭的一天。但是人伦之义，祖天述地，与日月同存。因此，嘉靖皇帝认为只有在立法上有所建树，才是真正的不朽。他似乎悟通了一个道理：与其做一位特定时代的世俗主宰者而留名青史，不如铸造精神范式，架设思想灯塔，指引千秋万代。
他的“觉醒”似乎一醒就是二十年，在他这段“进取”建设国家的日子里，把全部热情和精力都投到礼教改革上，正郊祭，修孔庙，厘正太庙庙制，举凡国家的礼制之大者，他能想到的，都让他折腾了一番。
这是一个奇怪的皇帝，他反对杨廷和那套继嗣正统“礼制”，但他对礼制的各种东西却非常痴迷。他把儒家各种繁文缛节的东西弄得彻彻底底，然后作为思想套套来统治臣民，维护自己的权威。这是专政心态的极端化表现，完全是思想的扭曲。而造成他这种扭曲思想的罪魁祸首，却恰恰是他的最爱——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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