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皇帝，朱厚璁的确实现了专政。在这专政期间，他完完全全地驾驭了士大夫们，他用“大礼议”告诉他们：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公然表彰阿附的士大夫，只要肯站到他这一边，他便奖励他们，这把士大夫的骨气全都磨没了。另一方面，他搞专政，搞个人崇拜，士大夫们必须给他歌功颂德，写一些狗屁不是的文章，他们才能安生。皇帝不想受士大夫的摆布，就要将他们摆布得如玩偶一般才成。因为这种统治，明朝的士林风气彻底衰落了。
由于朱厚璁自幼生长于民间，对太监没有依赖性，所以在他当政期间，没有出现任何宦官专政的事情，而他反倒对士大夫有几分“钟情”。他在控制士大夫的同时，那些阿谀奉承他的士大夫们，就自然受到了他的宠爱，这从严嵩的身上就可以看出来。
严嵩本来还是个不错的臣子，早期也并没有阿谀奉承的习惯，却因遭到阉党的迫害而被贬。嘉靖即位，他再度出仕，本以为能有所作为，但是一件事情的发生，让他彻底认识到，自己不腐败、不阿谀奉承就不能活。这件事发生在嘉靖十七年的六月。
世宗朱厚璁欲让生父献皇帝称宗入太庙，命下礼部集议。这时任礼部尚书的严嵩是躲不过去的了。这是个棘手的差事，顺从皇帝，立刻就会招来骂名；按照惯例来秉公办理，自己乌纱帽难保。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严嵩写了一份模棱两可的奏疏交给皇上。朱厚璁对他的态度非常不满，亲书《明堂或问》，警示廷臣，言语犀利，坚决表示要让其父明孝宗献皇帝称宗入庙。
这无疑是皇帝对严嵩的一种“沉默式”批判。他惶恐不安，生怕皇帝怪罪下来，要砍他的头。于是，严嵩“痛改前非”，完全顺从皇帝的意思，为朱厚璁的生父献皇帝祔太庙配享安排了隆重的礼仪，并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在祭祀礼毕后，写了《庆云颂》和《大礼告成颂》。这两篇文章文笔绝佳，很得皇帝赏识。从此，他平步青云，也注定要作为一个“奸臣”而活在历史上。
不过，对皇帝来说，权臣是他所不能容忍的。严嵩在与良臣夏言长达十余年的斗争中，尽显其阴狠狡诈、刻薄寡恩、心狠手辣，终于赢得胜利，位极人臣。但朱厚璁在这些年来一直听到有关严嵩骄横的传言，对他渐生厌恶之心。而严嵩的儿子也不争气，老是凭借老子的能耐到处惹是生非，很多大臣受不了这父子，便纷纷弹劾。
朱厚璁一看，也到了该办严嵩的日子了，宠了他那么久，对他的所有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若是宠太久，严嵩好像把他这个皇帝当成瞎子了。于是一纸诏书，把严嵩那惹了祸的儿子下狱、砍了，削了严嵩的职，抄了他的家，严嵩终于倒下去了。
严嵩的一生可以作为当时士大夫们最好的范例，来印证这个世宗皇帝对士大夫的控制能力。可是，朱厚璁真的能驾驭士大夫们吗？黄仁宇先生说，明朝朝廷主动部分其实都是百官臣僚的集团，而非君主。儒家的理论代表者始终是士大夫阶层，他们的意识形态从一开始就已经束缚了君主意志。虽然他们一波又一波地被这些皇帝们给打压下去了，但是他们的思想永远都缠绕在帝王的心里。从朱厚璁沉湎于“礼”就完全可以看出，他反对杨廷和等士大夫的儒家理学的礼制主张，然而他自己还在努力地“培养”新的礼制。
因此，嘉靖皇帝在“以礼治国”失败之后，心灵突然空虚起来，只好寻仙问道，仰赖道教而活，终因吃了太多所谓的“仙丹”而亡。这个皇帝的一辈子，就只能用“伦理悲剧”来形容。
回观朱厚璁当政期间，一眼可看出“大礼议”是毫无意义的战争，在这之后他掀起的礼仪治国政策更显得可笑，而他控制士大夫的做法只能看做是一种丝毫不好玩的游戏。君主和他的朝臣们始终沉湎于关于“礼”这种精神阶层的争议和问题，却忽略了国家当下最需要的就是开明的政治、经济、军事政策这种物质层次的实事，这样的国家怎么可能不向没落踏步？
抗倭名将的荣辱
王朝的危难时刻，尤其是外患加身的时刻，就极需要有人挺身而出，去拯救摇摇欲坠的国家，使生灵免遭涂炭，山河得以完好。时势呼唤这样的英雄，急盼他们勇敢地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力挽狂澜，他们的出现是家国之幸、时代之幸。当我们回过头去揭开历史的面纱，但见波浪滔天中的豪情万丈，无限沙滩上的军马万千，他的风流飒爽的姿态，怎能不让人对他发出惊叹！
虽然一个英雄改变不了历史的进程，但他的所作所为足以影响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追溯到16世纪，我们不应只想到当时王朝的雾霭沉沉，而应该看到，在广袤中土的东南，尚有一位为了国家民族存亡而奋勇抗倭的英雄，正拨开那一隅上空的阴云，为王朝打开了一片晴空。此人不用作他想，自然就是明史上最有名气的抗倭英雄——戚继光。
戚继光一生最辉煌的时刻就在明世宗嘉靖年间。当时明朝的君臣正沉迷于关于“大礼”及其时间的斗争，而管理国家内部事务的朝臣们也浑浑噩噩。不巧的是，嘉靖皇帝一心只顾着国家的大礼，却忽视了百姓的安生，国家频频出现财政危机，百姓生活困苦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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