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渐与中国人的外向性思维
万历中期，西方的耶稣会士来到中国，西学东渐的思潮开始了。
在此期间，输入的西方的历算、医药、农田水利以及其他的科学技术，对长期囿于传统学科的一些士大夫有很大的吸引力。以自然科学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是晚明以徐光启为代表的“实务派”的最大特点。
用陈宝良先生的话说：“在晚明时期，中西方文化的交接中，如果说利玛窦、金尼阁等耶稣会士在某种程度上可称为传播文化的使者，那么徐光启、李之藻、王征三人实成为接受外来文化的中介人，大部分地主阶级知识分子通过他们三人对西学的译介，才得以了解西方自然科学。换句话说，他们三人在引发晚明文化变革的过程中，同样充当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而西学东渐的代表是利玛窦，将西学转化为汉学的代表则是徐光启。
一、一个西方男人送来的思想“冲击波”
儒、道、佛三家的思想交融，可以组成一部中国的思想史，这一说法并不是夸张。从战国以后，若说各个王国、朝代有哪个王侯帝皇没有依靠过其中一家统治天下的，倒也很难找得出来。尤其是从汉朝开始，三家此消彼长，虽有恩怨情仇，但却是秤不离砣，砣不离秤。
然而，自以为能统治中华上下五千年的三家思想，却在明代后期遇到了敌人——天主教。西方教会的东渐经历了四个时期，即唐朝的景教、元朝的也里可温教、明朝的天主教、近代的更正教。景教、温教几乎没给中土带来任何思想变动，因为他们不是教会的主流，真正对中国产生影响的是明朝天主教的传入。
教会的东渐与海权国家的兴起是同步的，而天主教的思想，就是跟在明朝当时两个海权大国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屁股后面而来。葡萄牙人沿非洲西岸绕好望角而到达印度，并到达远东的日本与中国，发现这里有巨大的市场。而天主教的教士们，也觉得这是一个天主教会“叫卖”的地方，于是他们抱着传道的热忱，历尽千辛万苦，翻山越岭、跋山涉水地来到这个“黄金国度”，做一番开辟的工作。
第一个来到中国的传教士是利玛窦。1578年，利玛窦从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出发，辗转数国，经过四年的艰苦历程，终于到达中国澳门，看到了中国广袤的国土，禁不住为这个国家感到惊叹。他认定了要将天主教在这个国家传播下去。利玛窦经过当时的明朝大臣徐光启引见，到北京朝见万历皇帝，从此揭开了“西学东渐”的序幕。
利玛窦聪明地将尊重中国文化、介绍西方自然科学和宣传天主教义三者良好地结合在一起，让中国人较容易地接受西方天主教的思想。这种做法无疑是押对宝了。中国人热衷于儒、道、佛三家思想，几乎已经与它们捆绑在一起，如果要想打破这种禁锢，就必须要与主流思想来个大“合体”。于是，与中国文化成功融合的天主教宗教思想，慢慢地获得保守的明朝百姓的青睐，教徒也渐渐地多了起来。
利玛窦不但成功传教，还与徐光启合作翻译外国的数学著作与文献，为我国的科学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个外来的男人，带着他的思想，用别样的方式，给了当时的国人一个无声却巨大的冲击。
二、徐光启：中国人外向思维的代表
学过数学的人，都知道它有一门分科叫做“几何学”，然而却不一定知道“几何”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在我国古代，这门数学分科并不叫“几何”，而是叫做“形学”。那么，是谁首先把“几何”一词作为数学的专业名词来使用的呢？他就是明末杰出的科学家徐光启，我国科学史上一位值得永远纪念和学习的先驱人物。
提起徐光启，很多人在中学的历史课本上都接触过，那时很多人记住了他最重要的著作《农政全书》。可是更值得注意的是，他把自己的目光转向了西方，和前来传教的利玛窦合作翻译了《几何原本》，这本书是公元前3世纪亚历山大的伟大数学家欧几里的大作。而这本书的翻译是介绍西方数学的创举，这在学术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只翻译了前六卷，全书没有译完，这成了徐光启平生的一大憾事。
徐光启力图融会中西科学的思想，突出地体现在修订历法方面。徐光启采用西法改革历法，他的改历计划是：集中力量翻译编辑欧洲天文书籍，提出“叙述既多，宜循节次；事绪尤纷，宜先基本”的编译方针；同时，安排制作观测仪器和观测的计划，以获得修历的基本数据，并且验证西法的正误。自崇祯四年(1631年)起，分五次进呈所编译的图书著作。这就是著名的《崇祯历书》，全书共46种，137卷。有人亲见并记述了他的这段生活，说他“扫室端坐，下笔不休，一榻无椎……冬不炉，夏不扇……推算纬度，昧爽细书，迄夜半乃罢”（张溥为《农政全书》所写的序）。要知道这时的徐光启已经是古稀之年的老人了，研究热情却依然不减。
《崇祯历法》呈上后，并没有立即付印，毕竟中国自己的历法已经用了这么多年，崇祯帝也很犹豫是否该启用新的历法。直到1644年，《崇祯历法》在全国发行，而徐光启没有等到那一天，他在崇祯六年（1633年）撒手人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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