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朱元璋以文字降罪于人的案例，其中最精彩的当属他对“亚圣”孟子的肆意攻击。众所周知，孟子的思想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更是把暴君称为“独夫民贼”，人人可诛之，看到此处，朱元璋心想：这还了得，这不是劝人造反吗？于是心中大大地恼怒了。
全祖望的《鲒埼亭集》中有记载：上（朱元璋）读《孟子》，怪其对君不逊，怒曰：“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时将丁祭，遂命罢配享。明日，司天奏：“文星暗。”上曰：“殆孟子故耶？”命复之。
看来如果孟老夫子生活在朱元璋的时代，也就没有机会涵养自己的浩然正气了。朱元璋在恼恨之下，将孟子的牌位从孔庙撤下以作为报复。但是孟子毕竟是“亚圣”，是儒生们心中的圣人，岂容他人玷污，即使是皇帝也不可以，于是他们使了一个心眼，第二天就对朱元璋说，他们夜观天象，发现文星暗淡、天象有异。皇帝都是迷信天命的，得罪了上天可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朱元璋于是马上想到大概是因为孟子的缘故，无可奈何之下恢复了他的牌位，但是他还是搞起了另一手：删书。把孟子的书删掉了三分之一左右，可视为“思想的腰斩”，其手段不可谓不狠。
总之，明初文字狱贯穿洪武一朝，是明太祖朱元璋为推行文化专制统治所采取的极端手段，并为后世封建统治者所效法。文字狱从表面上堵住了文人狂妄的嘴，但是它的一大恶果却是使得人们不敢说话，或者只说违背良心的话甚至说诽谤的话。此风一长，不仅是道德滑坡的问题，整个社会的运作机制都要受到极大的破坏。
文字狱是朱元璋继承前人的传统，而八股文则是他和他儿子朱棣的首创。
科举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至关重要，是他们唯一的出路。特别是在明朝，知识分子根本没有其他机会来博取功名，飞黄腾达。但是科举制度到了明朝，只剩下进士一科，且有个不成文的规定，非进士出身，不能担任大学士和其他高级官员。这就使得大部分文人一生都在努力过科举这座独木桥。可惜走过者少，落水者多，于是才有了我们熟悉的范进中举之后的发疯，面对如此残酷的竞争，如此诱人的前景，他竟然成为一个幸运者，不疯都难。
面对这群欲过独木桥的文人，明朝的统治者伸出了自己的钓钩——八股文。首先是朱元璋规定了考试范围，以“四书”、“五经”为限。而“四书”、“五经”又以朱熹的注解为标准，后来又硬性规定了一种考试格式。直到明成祖朱棣进一步加以约束，明确规定使用“八股文”，以后的明清约五百年间，这个钓钩为朝廷钓上了一代又一代的大小官员。
正是这八股文，使得中国文化遍体鳞伤，特别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产生了莫大的伤害。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愤慨地说：“愚以为八股之害，甚于焚书。”确实，它使中国的知识分子沦为了皓首穷经的工具，在西方的新思想层出不穷时，中国的思想界却停滞不前。
朱元璋的这两手，直接打击了明朝的文学事业，使得明初的文化受制于宋代理学，趋于保守。而朱元璋所做的一切，终究还是围绕着一个主题：加强皇权，巩固统治。
分封藩王惹祸端
现在有很多电视剧，在描写朱元璋这位开国皇帝时，总少不了着重表现一下他的结发妻子马氏，于是大脚马皇后的故事被广为传诵，以致家喻户晓。其实，在朱元璋做了皇帝以后，他的妃嫔很多，甚至有蒙古妃和高丽妃，这些妃子们共为他生育二十六子、十六女，单从这些数字来看，也能窥见其后宫佳丽之数了。据说马皇后十分贤惠，对待后宫妃子和其他的孩子们都非常温厚，但也真苦了这样一位与朱元璋共患难的“开国皇后”。
这二十六位皇子中，第九子和第二十六子早死，剩下的二十四子中，长子朱标为马皇后所生，根正苗红，因此名正言顺地成为太子。那其他二十三子怎么办？朱元璋思前想后，最终想到了出身差不多的汉高祖，于是眼前一亮，那就学学这位前辈，分封皇子们在各地称王吧，这样既解决了诸皇子的问题，又能依靠这些朱氏子孙们辅佐皇室，以确保大明王朝万世一系，长治久安。其实朱元璋还有另一层考虑，这就是李洁非先生所说的朱元璋“夺政权于丞相、夺军权于将领，一切军政大权皆归皇帝，这过于集中的权力势必伴随管理上的难题，而朱元璋想到的解决办法，就是让血亲诸王充当中间环节。’‘上卫国家，下安生民’‘，在他看来，只要权力不落在朱姓之外就靠得住”。他开始大张旗鼓地分封诸子。
封建诸王的封地可分为内外两线，例如青州的齐王、太原的晋王等就属内地，同时他还将九个藩王封到了边疆，其用意很明显，即让他们来负责边地的防务工作，保证边防的安定。边地诸王中以燕王朱棣的势力最大。对自己的儿子们，朱元璋很是豁达和大度，这些藩王虽无土地与政权，但仍有相当的权势，他们可以在封地建王府，按明制亲王岁禄银五万两，王府置官属并护卫亲兵万人，还可以指挥当地的驻军。他们的任务是拱卫中央，中央一旦被“奸人”所控制，藩王可以起而“清君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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