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我难以忘怀的发生在早已逝去的时代的两个小故事。
1963年或者1964年。在我就读的莫斯科大学历史系，有一个比我年纪大的学生，因精通马克思主义而出名。系领导怕他，因为怀疑他搞地下活动。他患有一种眼病，结果双目失明。他已经结婚，但是有一个情人——一个学艺术的可爱的姑娘，她认为他是一个既勇敢又浪漫的人。有时他们一起逃课，躲在历史系大楼的某个角落里，她给他朗读书籍。有一次我走近他们，听到她在给他朗读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他不时打断她：“这个地方非常重要，我们再把它读一遍。”这一情景现在仍浮现在我的眼前。
第二个小故事发生在1969年或者已经是1970年。我认识一位哲学家，他是狂热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且有段时间居然一路高升（甚至开始在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讲课），同时秘密地参加持不同政见运动（后来自然脱离了这一运动）。他让我和其他人阅读并推销私自出版物，我们为此要根据自己的能力付钱，从读过私自出版物的人那里拿来钱，再把这些钱交给他。这些钱后来用在政治犯身上。我记得，他有一次给了我一本用打字机打出来的索尔仁尼琴的作品，我没有读完（我不太感兴趣），但是后来仍然给了他钱。他对我不是很友好，因为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从不与他争论，这显然更加令他不高兴。有一次我们偶然遇见了，他无缘无故地突然发作，甚至恶狠狠地对我说，像我这样的人什么事情也不会干成，因为20世纪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纪，只有马克思主义者能够在20世纪完成一切伟大的事业。我记得我当时对他说：“或者譬如希特勒。”
当然，活跃的“改革”情绪和沿着马克思主义以及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传统（车尔尼雪夫斯基、民粹派）轨道对民主思想的探索的高峰是1968年，在布拉格之春被镇压之后改革情绪开始消失。到80年代中，我上面所讲的那样的人实际上没有了。有的去了西方或者以色列，有的成为正常的苏联科研人员。我不知道我所回忆的这两个人中的第一个后来怎么样了。至于第二个，我在后改革时代见到过，此人成了一家自由派杂志的温和的万事亨通的编辑，我当时感到，他最怕的是我向他询问他的马克思主义。
我从1970年代初起一直在科学院的研究所工作，在人文科学知识分子当中有许多熟人，但是几乎没有再遇见过（我开始写的是“没有见过”，但是随后想起来几次“令人怀疑的情形”，于是补充上“几乎”这个词）真诚的和有智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我的熟人中有许多彻底的“西方派”，有佛教禅宗信徒，有正教教徒，有法西斯式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有犹太复国主义者等等（当然，描述大多数人的信仰是不可能的——人们只是活着，没有任何信仰）。但是没有或者几乎没有马克思主义者。我知道我认识的人有限，马克思主义者无疑是有的，但是在我这段时间认识的150名人文科学知识分子中我费了好大劲才想起来几个令人怀疑的情形，这说明马克思主义者在这段时期真可谓是凤毛麟角。
无论这多么奇怪，我在改革时期还认识了一位非常聪明的中年妇女，她是我所在的研究所的一位真挚的和热情的马克思主义者，她甚至把马克思和列宁称为“经典作家”。我开始时弄不懂她说的是谁，后来认为这是讽刺，可当我确信不是这样时，感到非常震惊。
随着非官方的、改革者的马克思主义的实际消失，政权摆脱了唯一能够唤起人们采取有明确目标的“革命”行动的真正危险的意识形态。填补真空的思潮比实际上谁也不相信的官方意识形态差了许多倍，但是带来的直接威胁则小得多。像我那位校友一样熟读《国家与革命》的人应该做点事情，应该呼吁进行某种改造并制定改变苏联制度的某种计划。熟读佛教经书或正教哲学著作的人不会做任何“危害社会的事情”。这种人甚至更容易随波逐流，说一些对其没有任何意义的套话和参加对其没有任何意义的仪式。这很像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时代的情景：新教徒是罗马教廷的激烈的敌人，而在罗马教廷有许多根本不相信基督教的上帝的人，但是他们是非常忠诚的人。
如果不算这段时间得到传播的各种宗教迷恋的话，在70年代有两个完全非马克思主义的并且对政权不太危险的主要的社会世界观。
第一个是“西方主义”。与作为行动的、“改革”的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不同，西方主义只是认为，“我们这里一切都不好”，而“那里一切都好”。当然，许多位高权重的“西方派”对自由化有一定的促进，但是这种世界观没有产生任何改造现实的方案。西方主义的信仰者往往认为，我们这里一切糟糕透顶，什么也干不成，也没活干。从这种“西方主义的”信念中产生的唯一真正的激进行动是离开毫无希望的国家。我的熟人中有许多在70—80年代迁移到了西方或者以色列。许多俄罗斯人冒充犹太人，寻找犹太家谱或者娶犹太女人为妻（有的是假结婚,有的不是）——只是为了离开。
当然有活跃的持不同政见运动。但是这种活跃是不能再忍受垂死的威权主义气氛的单打独斗者的活跃，他们也没有任何可以改变现状的认真的思想，没有任何改造社会的计划。大多数持不同政见者最终迁移到了西方，一些人在那里获得了照苏联标准无法想象的金钱，并且过上了在我国只有高层官僚能够过上的生活。依我看来，持不同政见者的言论和著述没有什么意思。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广为流传的私自出版物，到1980年代“一蹶不振”，这部分是由于持不同政见者一个接一个地迁移到西方，也部分地纯粹是由于兴趣的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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