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年
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序二
罗玺纲同志最近写成一部巨著——太平天国史，即将交付出版，我听了这个消息，感到十分高兴。他出版过许多专著，也发表过许多专题论文，可是这一巨著，不独卷帙浩繁，而且具有综合五十四年来研究成果的独特内容，他已经是八十四高龄的人，精力仍如此旺盛，真正是「莫道桑榆晚，馀霞尚满天」的了。
罗玺纲同志是研究太平天国史的一位老专家。太平天国史学史专家祁龙威教授在其太平天国史研究概论一文中，评论我国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起编写太平天国史工作的情况，曾论列到他，说是：「在五十年代，罗玺纲同志恁着积累的研究成果，用纪传体形式撰成太平天国史稿」，「从大量的事实出发，论述太平天国革命是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革命，对于这一带根本性的问题」，「肯定还是否定这次农民阶级斗争的性质，实质上是肯定还是否定近代中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问题，也是肯定还是否定近百年中国民族民革命的问题。罗玺纲同志对太平天国史研究所作出的贡献，不仅是学术上的，而且是政治上的。这是不容抹煞的。」其他人也有类似的评述，学术界对玺纲同志的所有成就，从来都给予以十分关切。他这部新著的问世，读者也会从多方面给予评论。我虽然阅读过他的许多著作，但在近代史研究上毕竟是门外汉，不敢对此妄有论列。但由于我与玺纲同志，相交已经五十多年了，他一直是我的挚友和畏友，深知其为人与治学的基本精神和基本态度，原意在这些方面谈谈自己的看法。这就是说，他怎样研究历史和怎样能写成这部书的，说的虽然是些题外的话，却也有必要对罗玺纲同志的为人与治学作些简要的介绍。因为，读其书，需要知其人，论其人，也有助于评其书，老话说，「文如其人」，此语是否正确，此语又怎样来予以正确理解，让我们作出如下的一些解剖。
太平天国史料伪作之多，谬误之甚，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这已经是被证明了的一个事实。不认真进行辨伪考信的工作，太平天国史就会陷于荒谬、混乱的地步。玺纲同志青年时就受到五四时代辨伪风气的影响，又受过考据学的教育与训练。一九三一年秋，他发现清人薛福成所撰张忠武轶事，其中与太平天国有关的史实，他证明乃系薛福成所捏造的，而薛福成却被清史稿誉为是「长於论事记载」，看到了所「长于论事记载」者也会作伪，更看到了太平天国史料伪、误的严重情况，他决心做个披荆斩棘的「清道夫」，走上了研究太平天国史的道路。在他的研究当中，除了做史料上的辨伪、记载的订谬外，还悉力从考据人手，掌握比较可靠和比较充分的史料，予以分析综合，对太平天国史重大事件进行探索，先后写成以考证为主的专题论文二百多篇，其中大部分已编入太平天国史论文集十集内。又写成太平天国游击性运动战、李秀成自述原稿注等专书。他的考证，大都是见人所未见，道人所未道，所以常不易为人所接受，或者遭到激烈的反对；而随着岁月的增进、新史料的发现，其论断往往能得到证实。他所作的考证，有的是一些细小问题，其目的在于广泛的为研究太平天国史扫清道路；更大量的考证，乃是围绕着太平天国革命有关重大事件而进行的，具有理论上的重大作用或重大意义。他从考证入手，提供出一些理论性重要研究课题；或者，从考证后的可靠史实出发，作出初步的理论分析，进而争取学术界的共同探讨。他从来没有不先做考证就来叙述史实的，也从来没有把未经鉴定的史料或未经考订的史事就进行理论性探讨，更不会作出自己的论断或写入他撰著的史书内。这是他治学的一个特点，也是他治学的一个优点，应该首先向读者介绍。
玺纲同志所以取得为人称道的成就，并不是他具有出类拔萃的聪明才智，而是由于他的勤奋和诚实。考据学的要求，是要在错综复杂的资料中，寻求出符合于历史真相的结果，是一项艰巨的工作，这就取决于研究者对待工作的态度如何。对玺纲同志说来，谈到勤奋，早已为人所共知。抗日战争前，最初给人家抄写和做家庭教师，后来到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做整理金石拓本的工作。从抗日战争起，他转入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做清代兵制的研究工作。解放后，党和人民重视他，让他专心致志於太平天国史的研究，他更加奋发有为，五十年代中，到各地办太平天国史的展览，调查太平天国的遗迹，还搜集、整理并编纂了太平天国的文献和资料，编成太平天国文献四大部及太平天国资料汇编等二千多万字。他无论是抗日战争前后或解放后，阅读和写作，都是在夜间进行的。他在北京居住前后三十年，只陪朋友的父新听过一次京戏，许多名胜古迹都没有去过，至今还没有游览过长城，日日夜夜，埋首斗室，出门不辨方向。我的朋友，大都是一些勤奋的人，玺纲同志又是其中最突出的。谈到诚实，做考据工作，是一项机为谨严的任务。太平天国史辨伪考信，一般都涉及与革命有关的重大史实问题，必须忠实於所从事的职守，忠实於历史的客观真实实际。章炳麟曾讲到作为经师的条件有六，即审名实、重左证、守凡例、断情感、汰花词、戒妄牵，实际上这就是考据学的六条法则，要求做考据的人诚实的予以遵守。玺纲同志在考据学的方法论上的思想境界，已远远超越於这六条法则之上，这是人们所早已窥见得到的，无容详述。玺纲同志治学之始，就是从掌握一定的可靠史料出发，作为一种待证的假设，不允许凭空设想作为前提，也即反对捕风捉影不重证据的浮夸和虚伪学风。假定成立之后，又必须积累充分的证据并能经得起反证，才能成为定论，决不主观臆断。即万一遇有疏忽失检之处，也必须服从客观的真实史实，予以改正，只尊重学术上的严肃性，后来不考虑个人面子上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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