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军围攻长沙八十余日，始终无法攻陷长沙，在石达开的布置下从龙回塘撤退。长沙守军侥幸获胜，“将帅闻报，皆愕且惧，无敢言贺”，“僚吏、士民相庆论功，不复问寇所往”（湘军志湖南防守篇第一）。过了许久，才开始互相推诿放走太平军的责任，有人指控是和春的部队收受太平军巨额贿赂而有意放太平军撤退，和春的辩解则十分经典，几乎可以永载史册：
“寇不畏官军，安肯贿之？”
太平军长沙撤围后，攻取宁乡、夺占益阳，“到益阳忽抢得民舟数千”，于是出洞庭攻克岳阳。岳阳一带船家水手大都参加了太平军，太平军建立起庞大的水师。又获得大量吴三桂造反时制造的火器，扩军至数十万，浩浩荡荡地向武昌进发。徐广缙调江忠源与向荣追击，此时江忠源心灰意冷，绝不与向荣等人同行，回到湖南剿杀会党起义，先破巴陵起义军晏仲武，后又到浏阳剿徵义堂起义领袖周国虞。江忠源镇压起义的方针是“宽胁从”，认为多数民众都是生计全无或是被土匪胁裹，才走上造反之路，不忍赶尽杀绝。其上书咸丰帝有：“良民驱迫，骨肉羁縻，此中进退维谷之忱，艰苦颠连之状，每一念及，辄用隐伤”，江忠源在浏阳树免死旗，周国虞部众纷纷来降，仅斩首七百余级就招降数万人，清廷叙功擢为道员。
太平军前期得失
太平军自金田首义，至长沙围城，奋战年余，屡挫清军。周天爵、赛尚阿、徐广缙、张亮基等一批道光朝名臣纷纷败下阵来，只有向荣、江忠源有点办法。“清朝政府调动了几倍于太平军的军队来实行围剿追击。统帅这些军队的威风凛凛的钦差大臣、总督、巡抚将军，遇到了这些不久以前除本村以外没有人知道名字的贫贱的农民，却一一地败下阵来”。许多历史学家推太平军为历史上著名的善战军队，这个结论用在李秀成时代——那支以数十万规模仍吃不掉曾国荃二万瘟病之师的太平军身上，无疑是荒唐的，但用来评价天京变乱前的太平军，却是恰如其分。如果不把朱元璋算成农民起义，杨秀清统率下的这支农民军，也许是整个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最善战的农民军。但仔细考究太平军前期的战史，太平军竟没有攻占过任何一座大城市，也没有建立起一个牢固的根据地。太平军骄人的战绩，主要是屡屡“羞辱”了清军，并未获得实际的战果。拥有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罗大纲等名将和数万虎狼之师，却未对腐朽的清廷造成致命打击，很显然，太平军前期的战略指导思想是存在问题的。虽然比起毫无战略意图的其他起义部队来讲，已经是个伟大的进步了。
朱元璋在元末农民起义中脱颖而出，得益于九字真言：“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洪秀全却迫不及待地建号称王，分封诸侯，显然犯了大忌。建号称王，等于是把自己推到风口浪尖上，“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太平军一开始就表现出了争霸天下、改朝换代的强烈愿望，清廷自然百般重视。清廷虽然腐败，但仍然牢牢掌握着整个中国的资源，可以调集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围剿太平军。太平军自起义之日起，就陷入清廷优势兵力的围困中，一战接一战，完全没有休整和扩充的机会。清廷拥有无比雄厚的人力、财力，太平军每次胜仗之后，新一轮的清军又接踵而来，没有扩大战果、发展政权的喘息之机。杨秀清在金田团营练出来的精锐老兵逐步被清军以人海战术消耗精光，清廷反而在战争中发掘出江忠源为首的湖南儒将。其实，洪秀全如果能按朱元璋的九字真言发展实力，使清军误以为是普通匪患而放松警惕，躲在天地会起义的背后暗中积蓄力量，把金田团营式的精锐武装十倍扩大，在建立相当稳定的地方政权后再举义旗，号令天下，虽不敢说稳得江山，至少长江以南，不复为清廷所有。洪大全就曾提出过：“区区一点地方，不算什么，那有许多称王的？”可惜忠言不为洪秀全所纳。
太平军也曾短时间的占领过一些城市，却始终无法建立一个象样的政权，只能将物资尽纳圣库之后，一走了之。究其原因，在于太平军高层没有大政治家，中下层又没有“才堪治民”的后备文官，无法建立有效率的政治体统。太平天国的事业没有知识分子参与，只有一群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农民天才，这是太平天国在政治上蹩脚的原因。
“才堪治民”的，前期只有冯云山，后期只有李秀成，这二人的主要精力却都用在了打仗上（世称李秀成为名将，笔者却尊其为大政治家，忠王的成就，在于其高明的统战手段和理民之干，打仗还未必及得上曾国荃，笔者会在以后章节细说）。中国历代政权，各级文官主要从儒生中挑选，儒生无疑就是古代中国的预备役文官。洪秀全一心与孔孟为敌，不许士人读孔孟之书，自然把所有的知识分子排斥在了政权之外，甚至成为太平天国的敌人。不能获取士人的拥护，自然就任命不出那么多的中下级官员。据载，洪秀全在湖北开科取士，以对对联作试题，有举子对曰：“三皇不为皇，五帝不为帝，我主方是真皇帝”。洪秀全竟大喜，竟欲以女相许，后为杨秀清所阻。如此烂对联，洪秀全居然得之大喜过望，太平天国文士之缺乏，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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