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忠源战死，与咸丰胡乱指挥和薄待汉将有很大关系，咸丰以奴才待将，固非明主，投洪杨也非其抱负，举旗自立又非其所能，万马齐喑，这不但是江忠源的悲剧，更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整体悲剧。
江忠源在庐州打得热火朝天，在湖北的吴文熔过了几天好日子。咸丰皇帝的指挥十分拙劣，眼界狭窄，被太平军牵着鼻子拉来扯去。安徽战斗激烈，吸引了太平军大部主力，湖北相对安定，咸丰皇帝竟然没有乘机抽调部队巩固湖北的防线。不久，江忠源败死庐州，太平军从江西调兵南下，增援湖北，湖北清军依然是兵微将寡，岌岌可危。
咸丰四年的春节刚过不久，曾天养即率万人进攻湖北黄州。吴文熔自知不敌，打算闭关不出，坚守武昌，等待曾国藩承诺的援军。巡抚崇纶却逼吴文熔出城拒敌。吴文熔与崇纶交恶已久，二人同城办公，虽然吴文熔官阶略高，却不如崇纶得咸丰信任，在武昌也不如崇纶根基深厚，在争斗中处于下风。崇纶一意迫吴文熔出城抵抗，咸丰也下旨严饬吴文熔出城迎战，由崇纶守武昌。吴文熔又羞又怒，勉强带四千贵州兵至黄州迎战，吴军本无出城作战准备，仓促出城，寒衣、柴炭皆无，士兵立于雪地，怨声四起。吴文熔遭到排挤，已萌死志，毫不关心；士兵强拆百姓房屋木梁举火，百姓怨声载道，吴文熔心如死灰，并不理会。
吴文熔抱定必死之心，率军自杀性进攻黄州太平军，“哀兵必胜”，吴文熔“自杀炸弹”式的战术，吓住了太平军，竟然小有斩获。吴文熔稍稍有点精神，挥军继进，“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吴军冒死拼杀几次后，气焰重又被太平军压制住。吴文熔下令部队扎下营盘，但是吴总督虽然是经世派的大宗师，却没读过兵书，和天师周天爵一样，胡乱模仿“兵仙”韩信的背水阵法，胡乱扎营，“滨江临壑，三面皆水，大营十一座，排比屯扎”，把部队陷入绝地。太平军统帅韦俊善于用兵，率军绕至吴文熔大营之后的树林埋伏，吴文熔毫不查觉。元宵佳节，清军正在营内吃元宵，黄州太平军大举出动，猛攻吴文熔大营，吴文熔仓促出战，且战且退。这时韦俊统兵从树林杀出，四下放火，吴文熔大营被烧，清军大乱而逃。吴文熔选取的战场三面临水，清军仅能从一路撤退，这唯一的去路又被曾天养堵住，清军全军覆没。吴文熔自杀，知府蔡润胜等被太平军击毙。
吴文熔一死，鄂省大溃，太平军攻占汉阳后兵分三路，一路由韦俊、陈玉成率领攻武昌，一路由林绍章等率领，攻湖南取长沙，曾天养则率军杀奔荆襄。按杨秀清的意图，湖北西征军攻入长沙后，席卷湖南再回广西，安徽太平军折向江南，则南中国省区尽归太平军版图。
西征军连番大胜后，已扩军数倍，但此时兵分三路，兵力稍显不足。韦俊等在武昌城下，又受清军蒙蔽，以为武昌清军有数万之众，力战不能，于是行久困之计。西征军在武昌城下无所事事，武装示威达四月之久，杨秀清震怒，限期攻取，“再过三次礼拜不能收复武昌，定即提京治罪”。韦俊不得已，提军猛攻，不意竟轻易攻破洪山清军大营，逼近武昌城，陈玉成率军数百人缒城而上，武昌陷落。
庐州被克，武汉收复，西征军取得空前大胜。但曾天养被阻于荆州，林绍章等推进缓慢，庐州又被清军三万重重围困，太平军其实处于一种虚假繁荣之中。尤其在湖北，南不据岳州，北不控襄樊，西不占荆宜，武汉处四战之地，湖南清军随时开进，西征军在湖北有被颠覆的危险。
清政府也积极调整在两湖的部署，任命杨霈和官文指挥湖北清军，稳定形势，又严令曾国藩、塔齐布率领湘军出省增援。湖北悍将王国才等人又率团练反攻，清军在两湖的力量重新动员、整合。将星云集两湖，大战一触即发，湖南籍的中兴将帅，即将登场。
第五节 湘军崛起（上）
清朝经制之兵本来只有八旗、绿营两个体系，八旗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创立的，以部队制度为基础的，兼有政治、经济、社会等职能的军事组织。起初，努尔哈赤亲率一旗，其他七旗均以亲王为旗主分别统辖。清军入关后，政治制度由部落首领制开始向中原王朝的中央集权制转化，为了削弱其他皇族成员的势力，提高皇帝的权威，改由皇帝亲自统帅镶黄旗、正黄旗和正白旗，以此上三旗的精兵威慑其他旗主。到雍正时干脆褫夺了属于亲王的指挥权，由皇帝派出亲信将领统率其他五旗。从此，八旗兵权完全归于皇帝控制。八旗虽然完全归皇帝控制，但其士兵以满族为主，补充以清军入关前即已“从龙”的蒙、汉各族士兵，兵员极其有限，是清王朝最后的保命资本，在中原平定后轻易不出战。越不出战，就越缺乏战斗力，甚至在清朝前期，康熙年间，八旗部队已经腐败，不堪征战重任，康熙帝用以讨平吴三桂叛乱的军队主力是绿营兵。
绿营士兵都是汉族，在清军入关时投降的汉奸军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绿营士兵遍入兵籍，隶属兵部，世代承袭，是职业兵种。清廷为了防止绿营汉兵造反，对绿营兵采取严格控制：绿营兵的军政权统一归于兵部，以便将指挥大权集中在中央；军队节制权和局部调遣权“分寄”于各地督抚，以防“悍将跋扈”；有了突发事件，皇帝临时派钦差大臣统辖，以利于统一调度。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由兵部、督抚、钦差、提镇等相互牵制的复杂的控制系统，从而把绿营兵权高度集中在皇帝手中。绿营兵分驻各地“治民”，编制很混乱，士兵数量也没有定制，战时临时抽调拼凑成军，再胡乱封一个营官出征，战斗力比较低，而且很难组建成较大的兵团。在乾隆后期，绿营兵战斗力也和八旗部队一样，无可挽回地衰落了。清朝在讨伐白莲教起义时，不得不又另创出“团练”这一种基层武装辅助战斗。“团练”分为“团勇”与“练勇”两种形式，与农村的保甲制度紧密相连。“团勇”是业余武装，各家出壮丁，修筑城池和哨卡，守备地方，也为正规军助阵。“练勇”是专业武装，由地方绅士和下层官吏联合招募“四方精锐”编训，或二百，或三四百，于城内设一总局，由地方上有军事经验的人负责日事训练和管理，是国家的预备役武装。按照团练自保的组织原则，清官方规定，团勇（或称团丁）源于保甲：“团总责之甲长，甲长责之牌长”，牌长责每户二丁抽一，“如一户二人，责其身体壮大、心性诚实者一人为壮丁”，不得以无用之人充数，亦不得雇佣游手无赖之人顶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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