床的做法并不是有人特意安排或事先期望的，饱学之士事实上还想尽力加以
阻挡。为之进行了最为有力的辩护的，是下一个世纪的奥利弗·温德尔·霍
姆斯博士（他自己的成就，也是强调临床的辉煌的、即使是不自觉的产物）。
他在向哈佛大学医学院学生所作的关于“理论教学和临床教学”的著名开题
演讲（1867 年）中说道：
把智者的实践经验直接灌输进青年头脑的做法——每一个事实都是他可以在对付生与死
的搏斗中运用的——与我和其他一些人习惯于教授那些离题远而用不上的“科学”真理的做法
作一比较时，我不禁会们心自问。即使我们承认先辈们教得太少，我们自己有时是否可能教得
太多了？当我想到我自己在描述胯骨的两个细长突起有八个面、或细微的鼓室神经有七个小分
又时，我几乎感到脸红。……
我可以听到某些粗直的反偶像崇拜者们用蔑视而愤怒的语调向解剖学家和化学家估问：
“你们究竟在把什么东西填塞到那些将把握人民生命的青年们的头脑中去？有一个人突然昏厥
了，你只会告诉我腭骨的两个突起有八个表面，却不懂要去松开那人的领口。老妇人们都称你
傻瓜！有一个人刚刚吞服了毒药，我要想法在最短的时间内将他的胃翻过来。天哪！你忘记了
硫酸锌的剂量，却记得制取尿瞟吟的方程式！”
“请注意，医生先生——如果我去找木匠来堵一个漏雨厉害的房顶漏洞，你以为我会去
管他是不是植物学家吗？……如果我的马掉了马掌，你是否认为，我会先去确定一下铁匠是否
了解氧化亚铁和氧化铁的区别，然后才让他上蹄铁？”
——但是，我的科学工作会逐步产生有用的结果，也许在下一代，或者是在较为遥远的将来。
“好极了！”（正像你们的拉比莱斯医生常说的）——反偶像崇拜者回答，“这同我和
我的腹绞痛有何相干？同我和我的尿急痛又有何相千？我向丘纳德蒸汽船的船长付钱，是为了
迅速而安全地到达利物浦，而不是为日后的航行者们绘制大西洋海图！”
由美洲的学徒制培养的医生，由于在早期就将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并
直接接受开业医生智慧的熏陶，因而看来在日常的治疗活动中更为成功。纳
撒尼尔·查普曼博士在 1820 年评论说，虽然欧洲医生更有学问，更有创新
精神，但就医疗成绩来说，美国却是首屈一指的。
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理论和实践、“高等”和”低等’医疗业务之间
传统界线的消除，造成了一个较为自由的气氛；在这样的气氛中，美洲医学
得到了独具一格的发展。十八世纪的美洲医学没有造就什么伟大的医学科学
家，但它却产生了一批很有才干的医生，他们在临床方面的兴趣终将结出自
己的累累硕果。有一些美利坚人，倒并不一定都是职业医生，意识到了这一
前景。托马斯·邦德医生在 1776 年指出，“在这片较晚定居的土地上，经
常发生新的疾病，因而对我们的要求也更高。”他促请人们仔细观察，注重
经验，一步一个脚印地开拓。还有什么地方，经验交流能显得如此重要呢？
四十年之后，杰斐逊仍然希望在这里看到“把首要的重点置于临床观察，而
把虚无飘渺的理论置于未位”。
美洲医学注重实际的最初成果之一，是医院和护理的改善。在十七和十
八世纪的欧洲，医院往往无异于一个社会污水池：穷人、神经错乱者和各式
各样不幸的人们，在世代积聚的污垢中腐烂发臭。在美洲，直到十八世纪才
有了为数不多的医院，那时他们就已开始把可治愈的病人、神经错乱者和传
染病患者相互隔开。甚至在十七世纪的弗吉尼亚，病人也常被安置在医生的
寓所。那里没有医院中相沿成习的污秽，这本身就是一大优点。
由托马斯·邦德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热情相助下于 1751 年创立的宾
夕法尼亚医院，以当时的标准衡量，是办得极其成功的。这所医院以“促进
人口增长、保护许多对公众有用的人免受毁灭和痛苦”为建院宗旨，从创立
之时起到 1773 年止，共收治了八千八百乃一名病人。根据医院管理人员的
报告，在这些病人中，完全治愈康复的有四千四百四十人，死亡者仅八百五
十二人，死亡率是海外综合医院的一半。本杰明·拉什博士在 1774 年自豪
他说，与欧洲的医院相比，“宾夕法尼亚医院已经达到了人的智慧和仁慈所
能达到的最为尽善尽美的程度”。
殖民地时期为数极少的几个重要的美洲医学出版物（有一些我们已经提
到过），具有非常明显的临床医学的气息，在波士顿，威廉·道格拉斯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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