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殖民地医生认识到，在将来准备行医的地方学医，具有特别的好处。
1766 年，托马斯·邦德博士在宾夕法尼亚医院临床教学课上说：
每一种气候产生它所特有的疾病，这些疾病需要依靠经验才能理解和治愈。……因此，就向青
年讲授医学知识而言，最为适当的地方就是将来行医的地方；在那里，由可靠的经验积累而来
的真知的见，可通过父于相授、师徒相传。这可不是主观的臆断，而是确凿的事实。这可以用
美洲野蛮人的事例来证实：这些人从未读过医书，但却掌握着医治他们所处的气候条件下易发
疾病的技术，比受过正规训练、满腹学问的医生们还高明；正是他们的一些发现丰富了今日行
医所使用的最有价值的一些药物。
然而，包括医学界一些头面人物在内的另一些人抱怨说，美洲的医生训
练过于粗糙简单；他们敦促实施比较正规的医学教育。费城的约翰·摩根（1735
—1789 年）是其中引人注目的一个。在接受了典型的美洲医学教育后（先
在约翰·雷德曼博士手下学徒，尔后又在征伐杜肯堡的军队中任外科医官），
摩根为提高医术而去海外进行广泛的旅行，足迹遍及爱丁堡、伦敦、巴黎、
帕尔马和帕多瓦。回到费城后，他宣布决心只开设内科，“而不搞药剂或施
行外科手术”。他还试图说服其他美洲医生把开刀和配药分别留给外科医生
和药剂师去做，然而毫无结果。但他确实说服费城学院的理事们建立起美洲
第一所医学院，并被任命为医学理论与实践教授。1765 年 5 月，他作了十
分著名的演讲“论美洲医科学校制度”，这是对当时美洲医疗业状况最好的
描述之一。摩根猛烈地攻击美洲医疗业不正规和各门类缺乏鲜明的界线划
分，他将此称之为“拉平各类医生之间的等级差别”。他埋怨说，虽然他学
习刻苦、常年不怠，并有广泛的漫游经历，“有人却告诉我，想要仅仅靠问
病和出诊就在这里站住脚，而不干外科医生或药剂师的行当赖以支撑，那就
是忘了我生来就是美洲人。”他为海外那种“内科、外科和配药界线分明的
正规做法”大声辩护。很明显，摩根尚未发现亨利·亚当斯在十丸世纪后期
向美国人反复宣扬的真理：与吸取欧洲人的经验同样重要的是，要懂得在哪
些方面“人类的经验对他们说来是毫无用处”。这一点，对于美洲的知识性
职业尤为重要，因为在那里，用亚当斯的话说是“社会的力量窒息了人们的
思想”，其程度超过任何别的地方。
没有人能否认，在许多方面，美洲的情势造成了医学的贫乏：各殖民地
在医学上没有理论方面的进展，也没有充满想象力和富有成果的实验室探
索。虽然在医学实践方面有一些进步——例如，在兔疫学和公共保健方面—
—但在医学科学上却没有划时代的进展。十八世纪的美洲医学，只是展示了
一种新颖的医学职业的发展。探索性医学的前沿阵地，仍然在欧洲各医学中
心。尽管如此，在约翰·摩根博士轻蔑地称之为“殖民地婴儿阶段”的状态
中，包孕着美洲的机会。由于让粗糙而不断变化的经验溢过医学各部门之间
的古老隔墙，人们便可能看到长久以来彼行会垄断和专家们的高做所掩盖的
各部门之间的自然关系。
就这样，美洲的经验不仅在学术方面，而且也在社会方面，打破了医学
科学各分支间的界线。在十八世纪，一个事业兴旺的新英格兰医生，穿戴整
洁，乘着马车为病家出诊；他的英国同行则头戴涂着香粉的假发，上穿红色
织锦或花缎的外套，下着短马裤、长统袜和铜扣鞋，戴上三角高帽，手持着
顶端饰金的手杖。欧洲医生的势利并非仅仅是一种个人的过失，它还把医学
科学这个整体搞得支离破碎，使理论与实际分离，年科、外科和产科分家，
这三科全又和制药分道扬镳。美洲医学单凭削弱或摒弃势利的风尚（不管是
有意识的、还是美洲的环境所迫），就把被分割得支离破碎的经验重新结合
起来了。在欧洲，直到进入十九世纪多年后，内科和外科医学在社会天平上
才大致趋于平衡；只是到了那时，内外科的医生才能自由地合作。而在美洲，
由共同经历的学徒制训练所促进的内外科医生之间的平等地位，是一开始就
存在的。
学徒制的培训方式引导年轻的美洲医生注重现代行话所谓的“临床”实
践，即把兴趣更多地放在对病人的观察和实际治疗上，而不是放在人工的实
验室试验上。亨利·西格里斯特博士在他的美国医学史著作中说，“当巴黎
和大多数欧洲大学进行着纯理论的医学教学而不作任何实际的临床示范时，
在美洲医学却是通过每日与病人的实际接触来传授的。”当然，这种强调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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