般的东西而竭力避免。他们必须广闻博识，以便遇事能应付裕如，圆满地解
决各种私人问题；但是，正如托马斯·佩顿所告诫，“决不能将有学识的人
与他们的充满邪道新说的书籍和朋友混为一谈。”在培养一名绅士时，所强
调的完全是实用性的。判断这样一个人，主要不是看他头脑里装着什么，而
是看他的庄园宅第有些什么陈设，不是看他是否富有才智和见识，而是看他
是否为人宽厚、举止得体。
英国的模式很少有什么东西能激发弗吉尼亚的模仿者们去当文人或藏书
家。在十七世纪的弗吉尼亚，位于社会阶梯底层的人几乎无人看书，大多数
弗吉尼亚人恐怕根本看不懂书。如果我们所要问的，不是有多少人有文化，
而是有多少人没有文化乃至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那我们还可以找出一个
粗略的答案。专门研究殖民地时代弗吉尼亚的社会历史学家菲利普·亚历山
大·布鲁斯查阅了十六世纪的县府档案，以便了解有多少名字是用符号代替
而不是正式的签名。在他查阅的一万八千份材料中，几乎一半的男性白人居
民（包括一些法官）是目不识丁、不会签名的文盲，白人妇女不会签名者占
四分之三。就是这个数字，还可能夸大了弗吉尼亚人的文化水平：我们知道，
会签名的人，有时是既不会阅读，也不会书写的。
在社会阶梯的顶端，甚至在十七世纪，一些种植园主贵族就有较大的藏
书室。例如，威廉·伯德的那种罕见的私人藏书室，到 1744 年时藏书己超
过三千六百种。但是，人们常常过于强调了这些少见的情况所具有的意义。
伯德是一个奇才，他的藏书规模在弗吉尼亚首屈一指，在其他地方只有科
顿·马瑟和詹姆斯·洛根的藏书可以与之匹敌。其他一些“弗吉尼亚首户”
——威廉·菲兹休、李、卡特和沃姆利等几个家族——也有可观的藏书，但
是弗吉尼亚的头面人物们从来不是书生气十足或博览群书的。对大约一百个
私人藏书室的调查表明，这些藏书室的规模，就平均情况而言，比一般人设
想的要小；将近一半藏书室的藏书不足二十五种。在 1700 年以前，书籍超
过一百册的藏书室几乎是凤毛麟角；就是在十八世纪，一个弗吉尼亚大户人
家的财产目录上只有十来种书的情况，也绝非少见。与杰斐逊的藏书室相比，
华盛顿和约翰·奇尔顿的情况更具典型性：前者仅有几本供实用的书籍，而
后者虽然拥有价值一千七百英镑的家产，但所有的书籍不过“两本翻旧了的
小开本《圣经》和十八本其他书籍，大多数已经陈旧不堪”。
这些藏书的显著的共同特点，是它们的实用性。规模较大的藏书室中，
书籍内容十分广泛；有各种宗教著作，也有一般的文学作品，包括无处不在
的《圣经》和《公祷书》。但甚至是这样的“宗教”书典也常常是实用的和
祈祷性的——如贝利的《虔敬的德行》和《人的全部义务》——而不是神学
理论或思辨性的。书籍的多样性，从正统的清教教义到自然神论，表明了书
籍的主人豁达和宽容的气度。
在十七世纪，法律书籍往往构成数量最大的一类书籍，不仅罗伯特·卡
特之类显要人物的大藏书室里有（他的藏书达三百册，其中一西册是法律方
面的书），一些小的藏书室里也有。阿科马克县的大种植园主索塞·利特尔
顿上校在 1680 年去世时，共留下十七本书，其中法律书籍有四本；安妮公
主县的克里斯托弗·科克上尉在 1716 年留下二十四种书，有九种是法律方
面的。在十八世纪期间，法律书籍的比例似乎增加了，不仅在律师之中如此，
在医生、牧师，尤其是大种植园主中间也是这样。在这个新开辟的地方，所
有的财富都出自土地，而上地的法定归属常常引起争议，律师就显得十分短
缺。作为乡镇的法官、议员和教区委员会成员，弗吉尼亚的领导人物面临着
司法、立法和执法者所要处理的所有法律问题。不了解一些起着殖民地群体
粘合剂作用的英国法律传统，他们就无法履行最简单的公共职责。这个传统，
为弗吉尼亚提供了政体机构和制度，也为一个新生的国家勾勒了轮廓。
尤其是在一些较小的藏书室里，或者在藏书不足二十余册、本不应该称
为“藏书室”的地方，人们常可看到医学书籍；这些书是种植园主或他的妻
子为种植园患病者进行治疗的帮手。他们所拥有的农业、建筑、养马、狩猎
和捕鱼等方面的各种手册，不是为了满足业余僻好者，而是生活的必备工具。
甚至马术和园艺一类的书也有其作用，它们使弗吉尼亚人能更加维妙维肖地
再现英国乡村生活的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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