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撇开法律的形式和语言看其实质，我们又会对于在新英格兰所作的
改变如此之小而留有深刻的印象。最大和最明显的改变在于死罪的项目。1648
年，殖民地人在那些根据英国法律可处以死刑的罪行上面又加上了一些，包
括偶像崇拜（即干犯十诫中的第一诫）、亵读神明、拐人（据“出埃及记”
第二十一章第十六节），与已婚妇女通奸、为使他人被处死而作伪证、十六
岁以上子女咒骂父亲或母亲（据“出埃及记”第二十一章第十七节）、犯有
“件逆”之罪（据“申命记”第二十一章第二十节和二十一节），以及第三
次犯有盗窃罪或拦路抢劫。这些都是让《圣经》上的法则压倒英国法律的显
明例子。
然而我们不应过分强调这些偏离。我们必须记着，当时在有关死罪的法
律上面，英国人和美利坚人都习惯于理论和实际大不相同。在英国，“牧师
之恩”的仁慈杜撰可勾销法律的硬性规定；而在新英格兰，当众认罪的做法
或许造成了与此类似的结果。这当然使新英格兰对刑法的修改变得不重要
了。这是一个人们习惯于非强制性规则的领域，一个以日常生活方式的最小
改变就能换得《圣经》正统性的领域。
5．清教徒如何抵制乌托邦的诱惑
如果有一种人具有走向乌托邦的思想素质，那么这种人就是新英格兰的
请教徒。《圣经》是他们建立理想社会的蓝图，而去美洲的艰难远征使他们
在可能建立现世天堂的信念方面具有一种既得利益者的地位。考虑到这些事
实，他们的社会思想中乌托邦的成分竞如此之少就是出乎意外的了。所以如
此，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英国法律具有一种权威和使人清醒的影响——殖
民地居民不得不注重实际利益，如保持他们的特许状和土地所有权，同时他
们对自己司法制度的英国基础也有感情上的依恋；加尔文教内在的悲观主义
和关于邪恶的强烈意识不利于空想；最后，荒野生活充满着新奇和危险，这
使他们更急于依靠自己熟悉的制度，并使他们发现主的圣则和英国法律（因
而也是新英格兰法律）之间存在着新的一致。
《圣经》正统观念的特点养成了他们讲求实际和不尚空想的心理。正是
由于《圣经》已提供了天国的图景，他们的政治思想才没有转向勾画理想社
会。而且，《圣经》是一部故事，而不是一部玄思之作，从而他们的乌托邦
主义顶多是一种习惯法的乌托邦主义，它在于情势的类似，而不在于教条、
原则和抽象观念。
也许因为基本理论问题已经解决，请教徒才能把精力集中于人世的实际
问题。奇怪得很，这些问题预示了那些将继续困扰美国政治思想的难题。它
们关系到社会的组织结构和群体的效率，更甚于社会的目的和群体的理想
化；关系到保证群体领导人的正直和自我约束，以及防止政府变成压迫性的
机构。
使新英格兰清教徒烦恼的问题有三个。第一是如何选举领导人和代表。
从一开始，使清教徒与众不同（并使他们受到莱奇福特等人抨击）的是他们
对加入教会规定了严格的条件，是他们担忧未皈依者如果加入教会会成为它
的统治者。他们设想的教会是——以其本身十分狭隘的方式——一种基督教
的自治：每个教会的“成员们”都完全能治理自己，因而不必有主教。在早
期新英格兰的重大争论中，有许多争论实质上是关于谁是胜任的统治者以及
如何把他们选举出来的问题。马萨诸塞海湾的早期政治史几乎可以写成一部
就此问题进行争执的历史。行政官和议员之间的关系应当怎样？每个城镇应
产生多少议员？他们的布道。甚至“纯理论”著作有许多是以此为主题的。
他们关切的第二个问题关系到政治权力的适当限度。没有谁比约翰·科
顿把这个问题表达得更好了。他说：“对于教会和共同体的官员，最好是不
要在对他们和对人民有益的范围之外赋予更多的自由和权力，因为不管给予
何种超越此限的权力，它们都肯定会侵害它们的给予者和接受者。人心中有
一种倾向，除非受到神的制约，它说不定什么时候会发展成过分行为。不应
让人冒这个险。因此，人世间一切权力都必须是有限的……。”早期法律汇
编的形式就表明了他们的这种成见。马萨诸塞法律的第一部汇编（1641 年）
意味深长地被称为“自由权典章”，它设法根据社会不同成员的“自由权”
来表述整个司法制度。它开头是《大宪章》的释义，接着是有关司法诉讼的
限制因素，然后分述自由人、妇女、儿童、外国人包括“蛮人”的“自由权”。
甚至关于死罪的法律也名为“自由权”，而教会组织则被说成是“我主那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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