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照目前的情况，没有它就不能治理人类，可是现在有了它，也不能治理
人类。”
在殖民地时期的马萨诸塞，一些占据统治地位的牧师，如处于其权势顶
峰时的马瑟兄弟，找到了法律以外的办法来推行他们的准则。1700 年，当
央兑里斯·马瑟写书攻击由本杰明·科尔曼牧师和他的朋友们在该殖民地新
建的一个教会所实行的做法时，被攻击的牧师撰文回击，但为了争取出版，
他不得不把原稿送往纽约。科尔曼在小册予里解释道：“请读者注意，波士
顿的印刷所如此敬畏我们所要答复的作者大人和他的朋友们，以致我们在那
里找不到印刷商来承印下面的文字，这就是本书印刷困难、我们要把原稿送
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印的唯一真实原因。”波士顿印刷商巴塞洛缨·格林则解
释说，他拒绝承印是有充分的商业上的理由的，上一次他事先未征得政府同
意就承接了一批印件，结果被要求在出版前修改重印以应付官方的批评。
在所有的殖民地里，印刷业开始时是置于政府的主持之下的。印刷业被
认为应是现存制度的支持者，一旦出现它可能服务于别的目的的危险，当局
就宁可不要它。曾任弗吉尼亚总督三十八年之久的威廉·伯克利爵士于 1671
年夸口说：“谢天谢地，我们没有兔费学校也没有印刷听，我希望几百年都
没有。因为学问把不服从、异端邪说和宗派带到世界上来，而印刷品又把它
们公诸于世，传播对政府的诽谤。愿上帝让我们避开这两件东西。”下一个
世纪的一些弗吉尼亚领导人物并不像伯克利那样热衷于不要文化，但在许多
年中柏克利那关于弗吉尼亚的温和的寄望至少在印刷业方面得到了实现。
1682 年，政府第一次受到了来自一家印刷所的惊吓。这家印刷所的印刷机
是由格洛斯特县一位有饯的地主和商人约翰·巴克纳进口的，他的罪名是未
经授权擅自印刷殖民地的一些法律。巴克纳被传到总督及其参事会面前，勒
令停止这种破坏活动，并被要求具结交保，“以防止可能由于出版自由而发
生的一切动乱和麻烦”．1683 年英王下令，为防止今后发生此类“动乱和麻
烦”，弗吉尼亚总督必须“下达所有必要的命令和指示，不准任何人在任何
场合使用任何印刷机印刷”。一直到 1730 年，当威廉斯·帕克斯在威廉斯
堡开店时，弗吉尼亚才有了印刷所。从那时起到 1766 年，弗吉尼亚只有一
家印刷所，而且这家印刷所还是政府的官方喉舌。杰斐逊在许多年后回忆道：
‘我不知道弗吉尼亚曾经禁止出版报纸。一直到我们的革命斗争开始时，我
们只有一家印刷所，它担负着政府的全部印刷事务，独享官方特权，没有任
何被总督厌恶的东西能通过它来印刷。”
除波士顿，殖民地的两个主要印刷业中心是费城和纽约市。在这两个地
方，至少在革命前还继续承认当局有权控制印刷品，即使不是通过事先审查，
也可以通过控告诽谤或议会的谴责来控制它。在费城，宾夕法尼亚的第一个
印刷商威廉·布雷德福（第一次印刷是在 1686 年）不断受到政府和公谊会
的责罚，通常是由于一些无足轻重的轻率言行。1693 年，当他由于出版了
一本支持贵格会教徒内部纠纷某一方的小册子而受到控告时，他厌恶地离开
了这个殖民地，在纽约成了英王敕许的印刷商。在此后六年里，费城完全没
有印刷所。威廉·布雷德福的儿子安德鲁回到费城，于 1719 年成了官方的
“本殖民地承印人”。他在使当局满意方面，只比他父亲略胜一筹。一直到
革命前夕，审判“诽谤者”和压制反对派的出版物，是那儿常有的事。
纽约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它直到 1760 年以后，才作为印刷品的印刷地
开始与波士顿或费城竞争。著名的约翰·彼得·曾格一案（1734 至 1735 年）
——它肯定了陪审团在诽谤案件中有权既断定事实又决定法律——无论在回
顾方面和作为法学理论的里程碑方面都是重要的。但在这个城市的实践方
面，它并不是一个转折点；即使在曾格案件以后，纽约的问题并不在于出版
物应否“加以严格控制”，而在于控制权应由谁掌握。对曾格在这场审判—
—使其作为英雄而被载入出版自由史——中所作的辩白的回报，那就是他于
1737 年被任命力有垄断权的“公文承印人”。二十年以后，另一位印刷商
休·盖恩被带到议会法庭，受到了申斥；他“低声下气地请求他们原谅”，
但是仍被命令缴付诉讼费，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犯了印刷议会一部分会议
录的罪过！“纽约议会承印人”詹姆斯·帕克于 1747 年服从总督克林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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