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以为这样就能轻易地摆脱她，但这大错特错了。她的传教伙伴之一约翰·泰
勒记载道：“她说，她必须去，她渴望废除这条迫害上帝子民的邪恶法律，
她要在那里献出生命。”1660 年 5 月 21 日，即被驱逐出马萨诸塞殖民地不
到一年，不屈的玛丽·戴尔回到波士顿，结果又一次被判死刑。不过，恩迪
科特总督这一次坚持要执行这个判决。再次有人呼吁饶她一命。她站在绞刑
台上时又再次被允诺免于一死，只要她马上离开这个殖民地。但这一回她却
不打算遭到阻挠。她决断他说：“不，我不能……我服从主的旨意来到这里，
我按照主的旨意决死无疑。”她终于被吊在绞架上。
不管我们会多么难于理解贵格会教徒在美洲追求殉道的动机，我们不能
不赞美他们的勇气。正如威廉·布伦德所写：
我怀着对主的敬畏，在主明鉴之下诚惶诚恐地进一步证明：我身受的鞭售、监禁和以死相威胁
的放逐……由于主赋予我的力量，并不比他们威胁以蛛网缠我手指更使我害怕。
贵格会教徒乔赛亚·索思威克在接连遭受了几次鞭答后告诉迫害他的人，“这
不比你把一根羽毛吹到空中更可怕，并提醒说这并没有伤害他。”甚至持赞
许态度的贵格会历史学家鲁弗斯·琼斯，都把激励索思威克的那种精神称为
“贵格会教徒几乎过分的真诚”。
7．执政的考验：宣誓
贵格会教徒在美洲受到的最严酷的考验不是鞭答，也不是绞刑。欧洲的
生活已使他们习惯于这些磨难，他们在新大陆又以无畏的尊严经受了苦难。
他们的受难只是加强了他们自己的信念和旁观者的赞扬。到十八世纪中叶，
西半球的贵格会教徒已多于整个英国。更重要的是，他们在美洲有自己的群
体，或至少在其中执政。欧洲的生活未教导他们如何执政，而这将是美洲所
提供的新考验——他们在许多重要方面未能通过的一场考验。
他们失败的原因很能说明其教义的局限性和美洲社会生活的特殊需要。
宾夕法尼亚殖民地建立以前，同新英格兰清教徒的“可悲冲突”有助于维持
贵格会派的活力。在教义形成初期，贵格会领导人十分鼓舞和激动，因为他
们具有一种给人类带来了福音的意识和信念：他们发现基督教可以传播到全
世界，正试图在全人类中显示上帝的存在。
然而，随着以“上帝特选予民”自居这一思想开始支配他们，他们变得
专注于表达和完善自己的真理，而对在全世界传播这一真理却不那么有兴趣
了。早期贵格会教徒用以表明藐视地位和习俗的一些方式本身，逐渐变成了
习俗，它们同其意欲取而代之的旧习俗一样地刻板。贵格会教徒拒绝脱帽，
这变得和该教派以外的人对脱帽礼的坚持一样傲慢和没有意义。他们穿的单
调服装起初是表示对服饰的淡漠，后来却成了制服，贵格会教徒对此的重视
程度超过了其邻人对华丽的衣着的重视。静默成了礼拜的“形式”，甚至贵
格会派的布道也由自发的变成了强制性的。几乎贵格会教徒的每个生活特征
——从他们使用“汝”、“尔”互称到他们的婚嫁丧葬方式——都存在着同
样的自相矛盾之处。
在贵格会派的信条越来越确定不移的同时，清教的信条越来越倾向于调
和折衷。以刻板和墨守教条著称的清教扩展了内容，适应了环境，而传统上
无定形、自发和普泛的贵格会派却作茧自缚。整个美国史上最伟大的机会之
一就是如此丧失的。
十七世纪下半叶，贵格会派具有其适于成为美洲主要宗教的许多特性。
在旧世界，它以藐视礼仪和等级制度、具有灵活性和厌恶教条著称。但是，
它的远大前程不会成为现实。它的无定形、神秘主义和执着于个人正直与纯
洁将使它不能成为一种可在美洲建立起社会的宗教。而且，由于威廉·布伦
德、玛丽·戴尔和他们的殉道伙伴们那种不妥协的精神继续支配着他们，他
们的“公谊会”①注定只能成为美利坚文明中一块小小的飞地，不管它有多
么纯洁。
某些贵格会派历史学家认为，贵格会派最终未能在美国生活中起作用，
这是它作为一种宗教的失败。他们暗示，公谊会听任其宗教言辞窒息其宗教
精神，教徒们变得不忠实于教义，因而背叛了他们自己的事业，不能实现其
对于世界的使命。正如弗雷德里克·B·托尔斯指出的那样，美国贵格会教
徒的生活中心显然逐渐“从聚会所向账房”转移，而许多教友显然离开了公
谊会，加入更受尊敬和不那么苛求的长老会和圣公会。然而，这只是事情的
一部分。更有教益的是要注意贵格会教徒如何并非由于不忠实于本身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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