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而是由于过于忠实于其教义而削弱了自己和自己的事业。当年乔治·福
① 即贵格会。——译者
克斯、约翰·伍尔曼和其他贵格会伟大先知表现出来的一种朝气蓬勃精神的
教义，现在已凝固为绝对化的教条。到十八世纪初，美洲的贵格会教徒已不
再是真理的探索者，而成了自诩正确的传令官。他们与其说是福音的信徒，
不如说是福音的强制实施者。
在宾夕法尼亚殖民地于 1682 年建立后的一些年代里，广见博识之士很
可以想象贵格会将继续是美洲生活中一股不断壮大的创造性力量。威廉·佩
恩尽管是一位有勇气、讲原则的人，但也决不是一个不诸世故和不知变通的
人，也决不是施政方面的教条主义者。据当时宾夕法尼亚一位著名律师安德
鲁·汉密尔顿说，这个殖民地在 1739 年时的昌盛与其归功于物质环境，不
如归功于“佩恩先生的宪法”。
佩恩 1682 年 4 月 25 日在为其“宾夕法尼亚施政大纲”写就的颇有见识
的前言中，实际上对于给制度指定任何具体形式表示了歉意。他说，人总是
倾向于自命不凡，认为自己广见搏识，在他们提出一种特殊的政治形式作为
医治社会弊病的万应灵药时尤其如此。这种努力之所以会出现偏差，有以下
三个原因：
第一，这个时代对它来说是太微妙太困难了，没有什么事情比它更困拢人的心智。诚然，
人们似乎目标一致，即追求幸福，但他们对实现神的祝福、因而也是实现人世幸福的手段却各
执己见。其原因相同，即并不总是由于缺乏学识，而是由于未能正确地运用它们。……
第二，我在世上找不到一种不会由于时间、地点和某一种突然事件而改变的规范，而设
计一个能适合于所有地方的世俗政府亦绝非易事。
第三，我从人们就此问题进行的谈论中，得知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若干赞美者各
自看法如何……然而我宁愿用这三种政体都具有的下述微小特征来了结这种争论：任何政府（不
管形式如何），只要实行法治，它对它统治下的人民来说就是自由的，而人民也参与法律，非
如此便是暴君独裁、寡头专制或混乱状态。
但说到底，世间几乎没有哪一种政体被其缔造者设计得如此糟糕，以致贤人执政仍不能
充分发挥功能；而且历史告诉我们，即使最好的政体，若由坏人当权，也不会成就任何善事伟
业，犹太人和罗马人的国家就是如此。政府就象钟表一样，是人开动的。政府由人建立，由人
运行，也由人而毁灭。因此是政府依赖人，而非人依赖政府。如果人贤明，政府就不会不好；
如果政府不好，人也会改善它。但若人恶劣，即使政府绝佳，他们也会设法歪曲和糟蹋它。
宾夕法尼亚在其历史的最初半个世纪中惊人地昌盛。理查德·汤森在
1727 年说：“上帝用圣手把一片荒野变成了富饶的良田。”不过在这些年
里派别斗争还很厉害，以致威廉·佩恩本人很早就呼吁殖民者们“看在上帝、
我和这个穷乡僻壤的面上”，“不要这样看重治理权问题”。不过，两个主
要派别——戴维·劳埃德领导的民主和过激的“乡土派”和詹姆斯·洛根领
导的城市商人的保守派——都是贵格会教徒。尽管在应由哪一个贵格会集团
统治的问题上存在着激烈争执，但牢牢掌握政府大权的无非是贵格会教徒。
几乎从一开始，贵格会教徒就认识到，他们的教义如果被刻板地解释，
就会给他们的施政造成困难。按照贵格会派原则来生活和按照它们来统治是
大不相同的两回事。甚至在最初的年代里，他们之所以能进行统治，也完全
是由于对一个又一个原则作了让步。他们不仅经常被迫用虚构和遁辞以保护
殖民地兔遭外敌侵犯，而且在殖民地内政方面也不得不迁就非贵格会派的伦
理观。
宣誓问题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子，说明如果执意墨守即使是最微不足道
的规矩，也会造成一种迅速扩散到所有制度中去的麻痹症。贵格会派在英国
起源以来，教徒们就反对宣誓。1656 年，乔治·福克斯被迫就自己的一篇
“煽动性”文章——经典地表达了贵格会派反对宣誓的立场——答复一个英
国法庭。他警告说：“当心不要叫人宣誓，因为我主基督说：‘勿宣誓，只
以是和不是作答，余言皆由邪恶所致。’”启迪真理并使人证明真理的是“每
个人内心的灵光”，而誓言只是人在最后审判日才为之负责的“无用之辞”。
宣誓的唯一《圣经》根据载于《旧约全书》，而其中的戒律只是针对犹太人
的。耶稣和詹姆斯都明确禁止宣誓，耶利米的话怎么能算数呢，①一旦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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