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里格·长度名，在英、美约为三英里。——译者
同特拉华人的首领蒂斯杜昆谈判时，竭力要求非贵格会派的总督缔结一项和
约，但莫里斯总督颇有见识，他知道这样的单独猜和很可能激怒强大的易洛
魁人。这完全是一件复杂和微妙的事情，靠道德口号和抽象原则是解决不了
的。
在印第安人的暴行使殖民地惊恐万状的时刻，如果贵格会教徒不想完全
丧失民众的支持，他们就必须立即采取某种 主动。他们决意完全站在政府
之外，甚至以同政府竞争的形式采取这种主动。1756 年 7 月，他们组成了
“争取以和平方式恢复与保持同印第安人和平相处的友好协会”。他们打算
通过这个民间协会，在不牺牲原则的情况下和印第安人打交道。尽管用意高
尚，但在那些危急的日子里，他们在印第安人中间的活动几乎只能被称作胡
搞乱来。宾夕法尼亚的总督们不管有多么莽撞和无能，至少对印第安人问题
的性质是看得相当准的。“友好协会”只是进一步搅乱了事情，使印第安人
不信任那些他们最终将不得不与之打交道的宾夕法尼亚的统治者，拖延了能
使殖民地的新移民感到满意的任何安排。
在 1756 年那难以捉摸的谈判期间，贵格会派教徒曾说服特拉华族印第
安人指定贵格会派领导人之一伊斯雷尔·彭伯顿为代表，负责在所有印第安
人事务中同总督交涉。贵格会教徒为这一含糊笼统的信任感到高兴，但对于
他们代表着谁或代表什么却糊里糊涂。实际上，他们既不能为印第安人、也
不能为宾夕法尼亚人效劳。他们只是把总督的问题搞复杂了，以至后者威胁
说，如果他们继续瞎搞，他就要把他们当作国王的敌人对待。
贵格会教徒迷恋于自己的原则，因而对最明显的事实视而不见。例如，
1751 年 4 月，他们控制的议会拒绝了该殖民地的领主们帮助建造一个要塞
的提议，这表明了他们通常的自满情绪。“正如我们一向看到的那样，获得
印第安人友情的最好办法是诚恳和正直地同他们打交道，任何场合都友好地
对待他们，特别是赠送实用的礼物，以便适时地帮助他们满足基本生活需要。
因此，我们希望领主们和我们一起置办这些礼物，它们一向那么显著地有助
于我们边境村落的安全，因而也有助于他们的利益。”甚至在风暴袭击边境
地区，宾夕法尼亚的西部居民开始由于半个世纪来贵格会教徒对印第安人的
慷慨和不抵抗而遭受惨祸以后，许多贵格会教徒仍然完全不明白这个问题的
实际道德含义。这种盲目性的最古怪的例子之一可见于丹尼尔·斯但顿的日
志。有许多狂热的贵格会巡回传教士向美洲边远地区传播费城年会的要旨，
斯但顿就是其中的一个。在他看来，1755 到 1756 年边境地区遭受攻击期间
被印第安人杀害的贵格会教徒较少，这证明上帝赞同贵格会派的政策。他无
法否认印第安人是“对这块土地的一种严酷惩罚，但引人注目的是，由于上
帝的庇佑——这就象一片令人疲惫不堪的土地上有一块巨石的遮蔽——与我
们同名的人在这场灾难期间遭到虐待的很少很少”。对于贵格会教徒的幸运，
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解释，尽管这对他们的自命正直不甚恭维，那就是——几
乎所有贵格会教徒当时都住在这个殖民地的东部，他们同“野蛮残暴的敌人”
之间远隔着两百英里山岭起伏、河流纵横的地域。
不管是由于运气、上帝的恩惠或其他什么原因，东部沿海地区的贵格会
教徒躲过了印第安人的狂暴，但这个事实并未打动富兰克林。在 1756 年 8
月，他更为关切“我们边境地区的人民继续被屠杀”，并对于迟迟不进行反
击深感痛心。他以特有的直率断言：“总之，我不信我们在大败印第安人以
前会取得持久和平。”
10．引 退
到 1756 年春天，甚至宾夕法尼亚贵格会教徒中的极端顽固分子都开始
怀疑，他们是否能长时间地照旧在坚持他们宗教原则的同时掌握政府权力。
早在 1702 年，詹姆斯·洛根就向威廉·佩恩报告：执政“不符合他们的原
则”，十八世纪前半叶的事态证实了他们的敌人一再重复的指责，即“执政
与贵格会派宣称的原则绝不相容”。
在危机时刻，冲突已不再仅仅在宾夕法尼亚的贵格会派统治集团和固执
的伦敦帝国政府之间展开。宾夕法尼亚有三大派互相争斗。一是本杰明·富
兰克林的大众派，它的成员中包括了开明的贵格会教徒，既反对宗教上的绝
对教条，也反对寡头制统治。他们提出了一个建立民兵的法案，要求所有人
都承担军事义务，否则须交纳罚金，而军官由士兵民主选举产生。贵格会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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